清明节到了。
    母亲打电话说：“该去地里给你爸上坟了，早清明好。”
    在西安出差，恰逢周末，我和两个妹妹预约回老家宝鸡岐山，去给我们的父亲上个坟。看看他，烧点纸钱，以慰藉离开我们快六年，走远了的父亲。
    两个妹妹在离家很近的小镇——横水镇象征性地买了点橙子、圣女果等水果，印有币值的纸钱和祭奠用的香。回到家，烧了一壶开水，用父亲生前用过的水杯，泡了一杯我从重庆带回去的“铁观音”茶。兜里揣着一包云烟，陪着嘴里不停念叨她的失误的母亲，我们到距离家一里多地的村子公坟，扫墓祭奠父亲。
    到了坟上，地里的风很大，两个妹妹摆上水果，插上三柱香，在坟头上倒了点浓浓的茶水、放好茶杯开始烧纸。我给生前爱抽烟的父亲点燃一根香烟。要点亮两个蜡烛，风太大，怎么也点不着，只好放在坟头上。
    母亲烧着纸钱，口里念叨着：“儿女们回来看你来了，你活着时没照顾好你，今天多给你烧点钱，手头宽裕点，你在那边该买啥买点……”
    妹妹们低头不语，我沿着坟头一圈一圈慢慢走，低头无语。
    坟头上的草发了嫩芽，父亲去世头一年清明前，我亲手栽的两棵老品种柏树，郁郁葱葱，已经根深叶茂。
    上完坟，母亲和妹妹她们往回走了。我一个人肃立在石碑旁，再次给父亲点燃一根香烟，烟雾细绕，飘向天空，飘向远方。
    父亲的故事一幕幕像演电影一样浮现在眼前。
    父亲是一位慈祥的父亲。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候父亲在铁一局承建的阳安线（阳平关到安康铁路）汉阴、石泉一带施工，很少回家，年轻的父亲在我们的脑海里印象很模糊。母亲在宝鸡西府农村抚育我们兄妹仨成长。
    我的家在生产队时代，经济比较拮据。一年养一头猪，猪长大长肥交给公社收购站，是一笔可观的家庭收入。家里养猪，我的任务就是拔猪草。开春以后，地上长草，每天放学后，我必须拔一拌笼草。
    那时候，家乡门前有一条小河，水是从周公庙门前两口喷泉和庙里润德泉里龙口流淌下来的。水清澈见底，水里鱼儿游动，水草在水下摇曳，鸡和鸭子在河边吃虫子。我和小时候的伙伴拔满草，回家时，要在水里把草淘洗干净，让猪吃得香、长得快。
    有一次，父亲探亲回家，让我在大队代销点买一条烟。我记得很清楚，买了一条25元的大雁塔香烟，放到拌笼底，就到野地里开始拔草。天快黑了，草拔满了，走到河边，把拌笼放到水里掏草，早都忘记了笼子底的香烟。
    回家以后，父亲问买的烟呢？我恍然大悟，烟在笼底，水泡过了，顿时吓得不知所措。父亲没有说什么，把笼里草倒掉，取出湿漉漉的、外包装已经散了的香烟，也没多说什么，只是提醒我以后不能粗心大意。后来，我看到父亲把浸泡过的烟，全部拆开，在家里两个土窗台上、胡基泥的鸡窝上晾晒干，一根一根地抽了。
    父亲给我留下了慈祥的印象，也教会我干什么事都不能粗心大意，一定要系统考虑事情。同时，对无意之错，也要学会原谅和体谅，要有一颗仁慈之心。
    父亲也是一位严厉的父亲。我的小学在凤鸣镇刘家河小学读书。学校距离家里有二、三里地。去学校有两条路，一条是大一点土路，一条是沿河边走的近道。我读小学的年代比较轻松，一般下午不上学，或者只去上两节课。
    我小时候，在村上属于比较淘气的孩子。曾经约起五、六个玩伴到离家很远的南河，当时叫大河，现在才知道叫横水河，去捡石头，让家人着急，让母亲操心。也曾经和玩伴一起，坐在生产队土场旁边，看着爷爷、父亲辈套着牛光场，吹牛比什么快，汽车、火车、飞机、火箭等。自己冲上去，趴在碌碡上如坐火箭，碌碡从身上碾压过去，被送到西安医院，惊吓全村人，让父母、家人、长辈们担惊受怕。
    有一年夏末初秋，学校放学了。我和同村的万里回家，他带着我偷摘邻村黄家河的柿子。那个时令，柿子是青的，变黄变软的是虫子咬了的。我们爬上大柿子树，由于个子小、没有工具，无法摘到变红的柿子。万里说：“咱摘一些青柿子，在河里清泥里埋（暖）两天，柿子就甜了。”就在我们摘青柿子时，黄家河村大人来了，把我们从树上喊下来，抓到他们村，脱掉我们身上穿的背心，关到生产队的保管室。直到天黑了，才放我们回家。回家后，胆战心惊。一怕告到学校，二怕挨父母打。毕竟邻村的人说，我们偷他们村柿子。
    一段时间后，父亲从工地回来了。母亲把这件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十分生气，把我狠狠训了一顿，并且拿出一盘麻绳，说绑起我，打我一顿。虽然没有绑，但还是用大绳、棍子在我的屁股上狠狠打了一顿。严厉的父亲印象深刻印在我的记忆中。从此以后我知道，别人的东西、集体的东西、国家的东西，再好也不能动，何况是被别人说是“偷”。
    在我读中学时，还是人民公社大队生产队体制。有一件父亲不让母亲当生产队小会计的事记忆犹新。
    我母亲是大户人家，小时候读过书，识字算账不错。有一年，我们陈家河村子调整村子小干部。驻队工作组了解到我母亲有文化，让当村子小会计，也就是今天的出纳员。管村上的钱，可以偶尔少上一次地，减少重体力劳动。其实后来听母亲说，那时村上也很穷，没有几个钱。母亲做会计一段时间，父亲知道后，坚决不让母亲当会计。他说，村上的帐有点复杂，有的小干部把钱领取花了，到时如果没记好帐，或者忘了，赔了钱，我们必须补。如果别人再说咱花了，人家会定为贪污。另外，母亲一个女人在家带着三个孩子，村上的干部都是男同志，开会、领取、报销，在家里出出进进，也怕别人说闲话。在农村，闲言碎语要杀人，会坏了家风和门风。母亲听了父亲的话后，就找工作组、找村上队长说：“自己不当会计了。”很快，村上就同意了，母亲就不当小会计了。
    现在想起，父亲考虑问题比较周全，在那个时代，如果有什么说不清，就给家庭带来麻烦，给孩子们带来麻烦了。宁愿踏踏实实干点重体力劳动，和全村乡亲们一起出工，一起干活，一起收工，也不为了多一点休息时间，少出一次工，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或事儿。
    我读初中时，关于我的受教育问题，父亲安排得应该比较周密。
    我在上个世纪七十年末上初中，由于自己读书上学早，十一岁就考初中。那个年代，国家开始重视教育，开始实行择优录用制度。
    考高分到岐山中学读书，考一般分数到五七中学（后来改名城关中学、东街中学）读书，再考得不行或在大队读初中，或者回乡务农。
    当年我考的分数没达到岐山中学录取分数线，可能只能去五七中学。五七中学在岐山县城，据说城里人的孩子相对比较多。父亲回来和他的曾经同事、我的叔叔黄福全，他的同学、陕师大毕业的在陕南任教的王德怀叔叔商议我读书之事。最后决定让我到黄福全叔叔任教的北郭中学读书。
    北郭中学在岐山县周公庙附近，在我们村东北地，离家里最少六七里路。学校有初中和高中两部分，初一时学校宿舍是打地铺，吃饭早上只熬苞谷糁子，午饭晚饭自己解决。初二以后学校合并，各大队学生都到公社中学读书。学校没有了宿舍和食堂，住宿自己解决、吃饭自己解决。初一时，在那里读书的学生一般都是一个公社的好学生，我们年级总共两个班，一个班也就五十个人。初二以后，重新分班，我们年级变成了四个班，人数也增多了。
    北郭中学三年，是我人生最艰苦的三年，也是改变我人生的三年。背馍时代，有很多酸甜苦辣。初一开始住校。冬天麦面、包谷面、高粱面做的夹粮，玉米、高粱面加糖精做的发糕冻成冰茬子，吃在嘴里“磕碴、磕碴”；夏天背的馍馍三天就发霉，霉气味难以下咽。有时候，一缸子开水泡馍，这是我最好的一顿饭。初二，没有住的地，早上四点半起床，赶到邻村凤鸣沟（我们村子只有我一个人在北郭中学读书），约同学一起去学校；晚上，九十点下晚自习，摸黑小跑回家。六七里地，经常为了赶时间，不迟到，或早回家，穿越麦子地、穿越坟地、穿越树林、上坡下沟，穿越村庄、穿越住户、绕狗而行。有时候一个人的黑天路上，为了壮胆，破嗓子乱喊。那时候，同学经常讲鬼故事、自己常读童话故事、《宝鸡文学》里面的神话等，想起夜晚的男鬼、女鬼，经常毛骨悚然。
    无比艰苦的初中生活，锤炼了我坚强的意志，培养了我热爱学习和读书的习惯，陶冶了我人生初级阶段的情操。那三年，我结交了许多朋友，像北郭武家新庄的武军利成为我一生的挚友。现在想起，父亲的周全安排，让我终身难忘。
    ……
    父亲的故事很多，就像他坟头上的草，数也数不完。父亲的故事很多，就像他坟头的土，朴实地养育着一代一代儿女。
    （作者单位：桥梁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