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青藏铁路动工后的第二年春季，我在华县中心医院进修已经一年多了。24岁的我还是个默默无闻的一线大夫，正埋头辛苦地做着自己的天才梦。墙角的几颗石榴树，火焰一般的花朵在枝头摇曳，寂寞的我却不知道爱情的风会从哪个方向吹过来。
　　一天傍晚，鹿院长找到我说，机筑处青藏项目部需要一名大夫，你去吧。我有些犹豫，一走两三年光阴，进修、读研、执业资格考试的计划不全乱了吗？“企业医院改制的政策还不明朗，你又年轻，该去长长见识。”院长一眼看穿了我的心思。对于我来说，生活就像一条流光溢彩的河流，可是那个时候自己无论怎么挣扎，却只能在岸边原地打转。我不甘心就这样消沉下去，于是同意了。
　　出发前，我去西安和两个朋友道别，淋了一场大雨，感冒了。第二天夜里两点多钟，列车进入甘肃省天峻县境内，估计是穿行在关角隧道群中吧。我被窗外刺耳的呼啸声惊醒，并且感到一阵头晕、恶心，裹紧被子后周身仍然感觉冷。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但作为一名医生立即意识到发生了高原反应，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里最高海拔才3700米，而正在修建的青藏铁路几乎全线都在海拔4000米以上！列车缓缓钻出隧洞，在月色下开始快速前进，车厢里传来其他旅客的鼾声。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还是有信心的，只不过是感冒让高原反应提前降临罢了。平静下来后，我侧耳倾听着轮轨的“咔嗒”声，过了一会儿就甜甜地睡着了。
　　中午，我走出尔木车站，看到的是一座戈壁上繁荣的城市。由于修建青藏铁路，这里一年之内涌入了数十万流动人口。穿过农垦市场熙熙攘攘的人流，我在江源小区大门口遇到了项目总工郭凯。郭总帮我拎起一件行李，边上楼边问我，“这里海拔2800米，你感觉怎么样？”我提着二十多斤重的包，上楼梯时仍然感觉很轻松，立刻高兴地回答，“挺好。”郭总把我领进一套崭新的单元房内，客厅的沙发旁有一部传真机，两间卧室整齐地摆放着架子床，床头各立着一瓶医用氧气。他告诉我，这儿是项目部驻格尔木的办事处，上山前要先去南山口医院体检、习服，由于海拔高度相当，办事处也具备习服的条件。郭总说，机筑处青藏项目部在唐古拉山脚下的通天河沿，海拔4700米。由于高原地区气候恶劣、氧气稀薄，项目中建点时就设立了医保部，目前只有欧大夫一个人，日常工作任务很重。上山前你在这儿休整几天，本月二十日拉有玉副指挥长要带队检查全线医疗保障工作，所以你要赶在检查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然后，他拿给我一瓶红景天，让我每天口服三次。红景天是高原地区生长的一种草药，有消除疲劳、预防高原反应的功能，郭总给我的是中铁一局中心医院自行生产的胶囊剂。第二天郭总去西宁开会，把房门钥匙交给我保管。
　　郭总刚走考验就降临了。我本来计划在楼下诊所打三天静脉点滴，把感冒彻底治好，再休息两天，赶在十八日上山。哪料想第二次输液那天中午天气特别热，我就把外套脱在了宿舍里，回来时才发现忘了带钥匙，顿时慌了手脚。幸好当天有趟顺车上山，我在既没有穿御寒衣服、也没有带参考书籍的情况下，只能硬着头皮闯关了。车出市区，过南山口，就在巍峨的昆仑山脉中颠簸。愈向西海拔愈高，等过了翻地昆仑山，眼前就是一望无际的莽莽高原。苍穹下除了帐篷一样的雪峰，再也看不到一点生机。青藏高原“一日有四季，十里不同天”。车行驶到楚玛尔河，刚刚还艳阳高照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密密匝匝的雪花被大风裹携着从天上落下来，天地间成了混沌的一片。这时高原缺氧真正在我身上持续发挥作用了。我感觉像醉酒一样，头晕晕沉沉的，脸有点发烫，身上绵软得使不上劲。一路上迷迷糊糊的，沿途的情致都记的不大清楚了。
　　至今我也无法想象，当自己第一次出现在项目部，双脚站在水洼中，浑身冻得瑟瑟发抖，一幅手足无措的样子，是何等狼狈。欧大夫热情地接待了我，他把自己的毛衣、毛裤套在我身上，又带我去物设部领了一件羽绒服。在熊熊的炉火旁烤了足有半个小时，我才缓过劲来。晚饭后我感到心脏剧烈地跳动，自己一摸脉搏心率竟达到每分钟180次，活动后明显气短。第二天早晨，我头痛得仿佛要炸裂一般，有点恶心，吐了一次。这时断断续续有人来就诊，我帮着欧大夫接诊，给他们做基本的体格检查。从低海拔地区进入3000米以上的高原，一般人会出现一周左右的急性高原反应，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但这个阶段也是最危险的时候，身体条件差的患者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救治，就会危及生命。项目部的医保部是青藏铁路三级医疗保障体系的基层单位，每个项目部有2-6名大夫，备有防治高原病的基本药品。我们的任务主要是预防高原病，一旦发现肺水肿、脑水肿等急性高原病立即送上级医疗点就地抢救。经抢救病情无法缓解的危重病人，迅速转送到低海拔地区即可转危为安，一般不会留有后遗症状。欧大夫看我高原反应挺严重，在医保部又不能好好休息，就坚持把我送到了沱沱河局指挥部医院。
　　沱沱河和通天河相距20公里，中间要穿越开心岭。中铁一局青藏指挥部当时共有两个二级医疗单位，一个在沱沱河，另一个在南山口铺架基地，2004年又在西藏自治区安多县梁场设立了分院。沱沱河医院有11名医护人员，药房、检验科、防疫站和手术室分设，并且配备了制氧站、高压氧舱和救护车。由于青藏高原交通条件复杂，三级医疗机构距离较远，所以沱沱河医院承担了十四标段全部危重病员的抢救任务。尽管青藏高原绵延数百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5000米，氧分压只有内地的60%，大部分地区常年干燥寒冷，是令人望而却步的“生命禁区”，然而现在它再也阻挡不住铁路建设者开发西部、修筑青藏铁路的脚步。也正是由项目部、指挥部和青藏两省高原病防治所组成的三级医疗保障体系日夜不停地高效运转，阻击了高原病肆虐的爪牙，保障了成千上万铁路建设者的生命安全。2001年至2005年，中铁一局青藏铁路医疗保障系统共诊治患者13856人次，收治入院病人986人次，抢救急性高原病164人次，实现了“高原病零死亡、非典零传播、鼠疫零发生”的目标。
　　我在沱沱河医院住了三天，经过脱水、吸氧、休息很快就康复了。劫后重生，我和欧大夫成了肩并肩的亲密战友。
　　项目部领导非常支持医疗保障工作，从上山时就明确提出“上去多少人，下来多少人，一个也不能少”的要求。我和欧大夫每周去局指沱沱河医院领一次药品，后来又增加了氧气瓶，购置了一些简单的手术器械，定期还要去工地巡诊，医保部的工作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项目部对劳务工实行与企业职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纪律、同医保的“五同管理”，经常免费救治过往的路人和周围的藏族同胞。协议工入场或者天气变冷时，我们每天要接诊四五十名患者，输液的人数占到二十个左右。“三工体检”是最为繁重的一项工作，我们要协助局指医院对所有进场人员进行全面体检。这样的体检每年要在工前、工中、工后各进行三次，动态监测参建员工的身体健康的变化状况。“三工体检”能够及时发现红细胞计数、血红蛋白含量和红细胞压积和其他指标异常的员工，他们被及时安排下山疗养、诊治，避免了高原环境危害参建员工的身体健康。
　　一天夜里，我送一个危重病人去沱沱河医院抢救，很晚才回去。柴油发电机早就熄火了，整个项目部笼罩在一片黑暗当中，只有王永江书记的屋里还亮着一点烛火。就在我要进屋的时候，王书记开门走了出来，关切地询问病人的情况，桔红色的烛光泻了一地。当得知一切处置妥当后，王书记嘱咐我好好休息，接着回房去了。躺在床上，我仍旧听得见隔壁“沙沙”地翻书声，本来很浓的睡意全没了。我平生第一次到施工一线，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工作受重视，第一次找到了生命的价值。那一盏烛火至今仍然在我的脑海中闪耀，它用谦谦的烛焰照亮了晚归的那个小伙子的眼睛。
　　还有一次，作为第一助手我参加了沱沱河医院的首例阑尾切除术，接受手术的是一位藏族小姑娘才卓玛，回来后项目部给了我很大的荣誉。去青藏项目部之前，我在生活中经受了很多挫折，耽误了不少时间。当回想起这些，我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骄傲，愈加珍惜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企业给了我施展才华的舞台。可能是有感而发吧，我当时创作了两篇散文，《一张工程简介牌的自述》和《羌塘之春》，分别发表在《铁路建设报》和《中铁工程报》，这也为我后来进入企业的政工干部序列埋下了伏笔。
　　2004年8月，我因身体不适应高原工作环境，提前离开了通天河。当我留恋地回望夕阳下袅袅升起的炊烟，再一次清晰地记起第一次看到她的模样。（作者单位：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