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进藏是在6月下旬，雅鲁藏布江和拉萨河水呈现出碧绿色缓缓地流淌着。行车前往目的地当雄县，远处藏北高原的积雪渐渐消融，逐水草而居的牦牛散落在蓝天白云下，尽情享受这大自然的馈赠。
　　在这里，有一支参加G6京藏高速那羊段的建设的团队。2008年4月至今，在平均海拔4300米，高寒缺氧环境下，他们克服困难、挑战极限，顺利地完成了主线以及配套房建工程全部施工任务。从高空俯瞰，这条高速公路就像一条黑色的丝带，并行于青藏铁路，穿梭于河谷山川之间。而那些参与其中的建设者，正如盛开的格桑花，把热忱和激情同时铺筑在藏北高原的生命线上。
　　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叫常文军，46岁年纪，是有着2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上次见他已经是两年前了，再见时，还是那笔挺的身板，整齐的衣衫，有条不紊的谈吐。常文军籍贯在老秦人曾经的国都雍城，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凤翔，秦人的体格和特质在他身上全部体现出来。但因为长期在高原工作，他面庞略显浮肿，黝黑的肤色略带青紫，眼眶里布着些许血丝。在与藏族同胞交流时，偶或也能讲几句藏语，于是自己玩笑说，如果穿上民族服饰，肯定是分辨不出来了。
　　在上高原之前，常文军参与新疆G7京新高速(明哈段)建设，在戈壁荒漠中坚守了8年，该项工程最终获得国家优质工程奖。随后，他们又经历了风沙肆虐的G106国道新疆若羌至民丰高速公路施工。那羊项目中标后，常文军接到公司任命，带领团队整建制上了藏北高原。
　　沉着、稳重，是常文军留给我的印象。在与他的攀谈中，提及此前干过的工程，让我体会到的是完成使命后的一种荣耀，丝毫没有因为环境艰苦而发牢骚或者不满。他谈到多遍的是：“企业把这个事情（工程项目）交给我们，平平稳稳地把它干完干好就是我们责任”。朴实的一句话，却蕴含着足够充沛的力量。就是因为那份责任，他无怨无悔地从荒漠戈壁到雪域高原，一项项精品工程的交付，给国家和企业递上了圆满的答卷。
　　“我们是央企，过程当中我们体现出了央企的能力和担当！”常文军说到。
　　在那羊高速施工后期，这支团队还承揽了当雄、羊八井两个服务区房建工程，以及念青唐古拉山观景台房建工程。房建工程不同于公路工程施工，其施工工序多、关系复杂，管理要求高。在公司的协调帮助下，兄弟项目十多名技术骨干上高原“打增援”，经过大家齐心协力，最终按期完成施工任务，当前已经通过了竣工验收。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今年5月底完成的下穿青藏铁路的顶进涵施工。铁路营业线下施工安全要求高，作业面集中，人工机械交叉作业，且工期要求特别紧，任何一个环节稍有疏忽就会留下隐患，造成事故，其中艰辛难以诉说。在常文军带领团队以及增援同志们的共同努力下，两孔10米跨径矩形涵节还是按照节点时间成功顶进青藏铁路下端，并精确就位。敢打硬仗、能打胜仗的铁军精神得到了充分展现。
　　采访中，问及那羊项目施工方面还经历过什么困难。常文军讲到：从项目总体上说，多数采用高速公路传统工艺，我们根据当地土壤和气候条件，分步分项做好试验检测，这些对于长期干公路的团队来说都是轻车熟路。然而边疆地区，物资的储备和运输是难点之一，过程中很多材料是在西藏买不到的，有些是从成都、兰州、西宁采购，最远还有从北京周边运送过来的。长距离物资采购和运输，就需要我们超前考虑，提前筹划。
　　谈到最难，常文军提到了团队的意志：这里高海拔，缺氧，长期高负荷的工作，没有坚韧的意志是坚持不下来的。聊到这里，我也在思考这种意志是什么，是一种的信念，一种与高反以及恶劣自然环境的抗争，一种对极限挑战的勇气。
　　作为项目负责人，常文军说最要感谢的还是项目团队的员工们。从开工至今，除了项目后期公司调配到其他项目的人员，过程中没有一个主动退场当“逃兵”的。这些同志都是一个念想、都是一条心——把那羊高速干完。为什么不愿意提前离开呢？常文军说，还是一种企业责任吧，企业把这个“事情”交给我们了，就得有始有终地给企业交一份圆满的答卷。一条心，把那羊高速干完，我认为，他所说的责任，是团队的精神是一种传承，从常文军到全体参建员工，受到这种精神的感召，他们毅然选择坚守高原，完成使命。
　　高原工作出现头疼、失眠、腹胀、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尿酸升高、心血管变粗、视力下降甚至间歇性失明等，所有这些高原反应或高原病，这支团队的员工都经历过。他们来到这里，不离不弃，坚持再坚持，让身体自我调节，从各种不适应到逐渐适应。
　　常文军介绍：“我们这支团队原来都在新疆工作，现在的作息时间还是和在新疆时一样，早上8点上班（当雄本地是9点30上班），晚上做资料一般到21点、22点。现场紧张的时候，有的技术员工地上一待就是一整天，大家也都习以为常了，没有叫苦叫累的。”在和常文军的交流中，他总是把项目团队说的更多一些，把大家的辛苦描述的更细致一些，对于自己的付出却很少提及。后来了解到，有一次机会常文军回陕西出差，期间在某医院进行了身体检查，除了常规的高原病之外，检查出心脏功能衰竭。听到这些结果，常文军紧张过，也害怕过，当时大夫劝诫他，必须住院进行治疗。最后，还是因为前线施工吃紧，常文军选择了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工作。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却说：“等干完这个项目再住院吧，大不了就是减少了几年的寿命，谁能活多少岁也没有定数啊。”
　　“企业把这个‘事情’交给我们了，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干完干好，这是我们的责任！”，当我离开西藏多日后，常文军这句不带任何修饰和升华的语言，无数次在耳边回荡。这是我身边一名普通党员的朴素语言，却使我感受到了它的力量，是那种铭刻于心的沉甸甸的力量。（通讯员张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