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马村是渭南市区南郊的一个村落，四十多年以前这里还是一片沉寂。伴随着渭南师专（现渭南师院前身）的兴建，昔日的凋敝之地如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去过韩马村不是头一回了，可去韩马村拜访一位著名学者、老教授，那倒还是没有过的。
　　那年八月下旬的一天，我还是宝鸡文理学院中文系大二的学生，到了快返校的日子，我最终还是鼓足勇气拨通了段国超教授家的电话。因为先前我们既未见过面也未有过书信的来往，如果就这样唐突地去，难道……，我的心里有太多的不确定了。电话的那一头是一口地道的湖北腔，等我说明意图之后，对方略微停顿了一下，紧接着便说，“《文艺论稿》我送给你一本吧，你把地址留下，回头我给你寄去。”这的确令我感到诧异了，人们都说山东人豪爽，依我看湖北人的热情也足以让你体会到亲切了，我的心情由此平和了许多。
　　见到段教授的时候，他正在逗小孙子玩。见我进来，赶忙让我坐下，问我现在在哪里上学，上几年级了之类的话，仍旧是湖北腔，语气沉稳、平和。这是一位六十多岁的老人，一头短发已变得花白了，但精神矍铄，只是略微显得有一些消瘦。让人看了，觉着他的文章和他的外表一样的干练。王富仁在给他的《鲁迅论稿》作序时说，只要是初见他的人都能体会到他有一种鲁迅的“气息”，斯言信矣。就连他居室的布置也是十分朴素的，客厅不大却被老式的沙发给占满了，中间是一张茶几。在东面的墙上是肖云儒给他的“鄂牛村”的题字，一切都是那么简单，但我想这或许才是真正做学问之人的乐土吧！
　　说起来真是挺难得的，从一开始我就未感到过局促。即使是头一次在段教授家，我们以前根本不认识，可我读他的文章便能想见他的为人，这种仰慕之情也算由来已久了。我们谈了许多大都是关于他的人生经历和学术研究。
　　“段教授，您是湖北罗田人吧，那从大学毕业到现在退休，您一直待在陕西吗？”
　　“是啊，我的家乡在湖北，1959年我报考了陕西师范大学，从1963年毕业到现在整整四十年了一直在陕西。”
　　“您开始的时候填报的志愿就是陕西师大中文系吗？”
　　“这倒不是，我的志愿是历史系，我对历史比较感兴趣，不过人家说我的语文成绩好就把我录到中文系了。”
　　“那时候陕西师大刚刚组建，生源比较短缺。再加之经常在湖北举办一些历史图片展，有一次到我的家乡罗田，看过之后我非常激动，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在我心里简直太神秘了，所以我后来就去了西安”，段教授继续说。
　　“我想您的专著《鲁迅家世》在国内外鲁研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您把您的学术方向定位为鲁迅的家世研究，这是否跟您对历史的钟爱有关呢？”
　　“小伙子你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对鲁迅的研究侧重家世，是跟我喜欢历史有很大关系。现在鲁迅研究的文章很多，但大都侧重于文体、思想，家世的研究是一个薄弱环节。我却认为文、史、哲应是一家，解读文学作品也好，研究著名作家也罢，都必须做到知人论世，所以在鲁迅研究中对其家世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鉴于学术界的困境，段教授也谈了自己的看法，说现在的学术界流行着一种不好的风气，受市场经济冲击，很多研究鲁迅的学者，有很多甚至称不上学者的动辄便要出书，但往往是“撰文不立论，著书不立说”。他们的研究，观点要么陈腐，人云亦云；内容要么空洞无关痛痒。有的教师为了涨工资急于评教授职称，于是自己花钱出书找名人写序不说，更有甚者还搞学术腐败，他对此是深恶痛绝的。毕竟他又长期担任陕西省高级职称评审委员会和优秀教学成果评审委员会的委员，说到我所在的宝鸡文理学院，段教授说许多教师他都是非常熟悉的，很多教师的教授职称都是经他手评审的。
　　在他面前只要一提及学术研究甚至是与其相关的事，似乎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
　　“段教授，我在人大复印资料上看到您的题为《〈铸剑〉论析》的文章，这篇文章一度在学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听说您曾计划写一部有关《故事新编》论析的专著，这个想法太好了，但您写了一篇就停笔了，不知道今后是否能够写完？”
　　“这个当然想了，因为它是我的一个心愿，但关键是时间不允许。除了鲁迅，我要写的东西还很多，这个恐怕要……”
　　显然他有着太多的无奈了，从60年代初到现在，他撰写并发表的文章多达四百余篇，合计二百多万字。仅在人大复印资料上被全文刊载的就有十七篇，据我所知这个数目在陕西省当前学术界是首屈一指的。正如他所说的，他虽然主教了三十年的现当代文学，但是除了鲁迅、杜鹏程研究之外还涉及苏轼、王维、《史记》与司马迁、古典戏曲的研究等诸多方面。另外，他又是陕西省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许多文章被相关学术专著收录。所以作为评论家，他退休之后并没有闲下来，不时还要接受朋友之托为他们的书稿写序。写序怎么写呢？托你写序的大都想听些好话，不过某人的书稿太过“平淡”，他还是会硬着头皮推脱掉。我想得来他当时的心情，人往往因为真诚而可爱，至于像他这样实事求是地做人，实事求是地写文章更是可爱而可敬了。
　　别的教授大凡退休之后就将文人的那套“皮囊”束之高阁了，而他越是到了晚年越是在时间上苛求自己，像青年时期一样更加耿耿于自己的学术追求。到了快要离开的时候，段教授执意要将他的专著《文艺论稿》送我一本，这却是我所不能接受的，要知道这仅仅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啊！当我走进他的书房，站在窗前的写字台旁看着他为我签名的时候，我惊叹于眼前所见的一切了，书房四周的墙壁全是书，从地面到天花板被放得密密匝匝的。他签好名字，起身从抽屉里取出印章沾上印泥把清晰的印迹留在书的扉页上。我说：“段教授，这可真是一笔难得的财富呀！”
　　在这知识的海洋里，由他不懈地追求与信念，更倾注着他一生的心血，难怪李继凯称他的研究是“心血所化的鲁学生命”。段教授由不惑走到随心，尚且“要写的东西还很多”。与他相比，我们这些年轻人以浅薄的知识和见解又能说些什么呢？我心心念念的那次韩马村之访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现在我从大学毕业快二十年了，但段老师当年对我讲过的话，依然激励着我不断进步，永不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