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端午节，项目组织大家去看电影——《阿嬷的情书》，看完电影的那个夜晚，我坐在项目宿舍的铁架床上，许久没有开灯。窗外已经没有了白天的喧嚣，远处只有探照灯孤零零地亮着，像一只不肯闭上的眼睛。
　　电影里阿嬷淑柔等了一辈子的那些信，一封封从南洋漂过来，带着海水的咸味和异国的月光，落在这个潮汕女人的手里，轻飘飘的，又沉甸甸的。而我忽然想起，自己已经很久没跟家里打过一通像样的电话了——或者说，连像样的微信语音都没好好发过几条。
　　电影里最让我心口发紧的，不是木生坠海的那场戏，也不是南枝隐瞒真相十八年的隐忍，而是淑柔收到那张“全家福”后的反应。她只是淡淡说了句“等到这么晚才跟我说”，随手把照片搁在一旁，低头继续绣花。直到大雨倾盆，一个佝偻的背影在雨中无声哭泣，天地替她说出了所有委屈。这种沉默的守望，这种把千言万语吞进肚子里的习惯，我太熟悉了。工地上那些老师傅，老婆打电话来问什么时候能回家，他们总是那句“快了快了”，然后挂断电话，戴着安全帽愣了很久。
　　我们中铁人，何尝不是另一种“下南洋”？
　　电影里的侨批，从暹罗到潮汕，坐船要一个多月，一封信要走六十年。而我们呢？钢筋水泥的丛林里，高铁修到哪里，人就跟到哪里。荒山野岭、雪域高原、异国他乡，没有太阳升起的地方也有中铁人的帐篷。有同事在孩子出生时看了一眼，再看一眼，孩子已经学会了走路。这种漂泊，这种与亲人隔山隔水的“两地书”，从木生那个年代到今天，似乎从来没有真正改变过，只是从前是侨批，现在是视频通话；从前是一生等一个人，现在是一年回一次家。
　　电影里的南枝说“做人得有情义”。这句话贯穿了整部影片，也让我想起项目上那些沉默的兄弟们。他们大多不善言辞，甚至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怕开口的瞬间就已经哽咽到说不出话”。但他们会把每个月的工资准时打回去，会省下探亲假攒着等孩子高考，会在高铁或者地铁通车的那天，在站口给老婆发一条“通了”的短信——两个字，比什么情话都重。
　　阿嬷等了木生一辈子，等来的是一箱泛黄的侨批和一个善意的谎言。但她没有怨，最后只是平静地问了一句：“我寄的东西，你都收到了吧？”这份举重若轻的淡然，是岁月打磨出来的。而在工地上待久了的我们，大概也学会了这种“收着”——把思念揉进每天的劳作里，把愧疚吞进半夜加班的泡面里，把对家人的亏欠藏进一栋栋桥梁、一条条隧道、一寸寸延伸的铁轨里。
　　电影散场的时候，邻座一个大哥红着眼眶说：“这阿嬷，跟我妈一样。”我心想，是啊，每一个漂泊在外的中铁人背后，都有一个守在家里的“阿嬷”——或许是母亲，或许是妻子，她们用半生的守望，接住了我们风尘仆仆的归期和遥遥无期的承诺。
　　那个晚上，我终于打开手机备忘录，给家里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虽然现在不兴写信了，但我还是用“见字如面”开了头。我想告诉母亲，我参与修建的那段地铁就快要开通了。就在这座城市的正下方，盾构机日夜不停地往前啃着岩层，每掘进一米，地面上的站牌就亮起一盏灯。那些我缺席的节日、错过的生日、没能赶回去的团圆夜，好像都被我埋进了隧道里，一截一截地拼成归途。等到地铁通车的那天，这座城市的脉搏，便会顺着这条地底轨道，从城市这头奔赴那头。无数人借着这条地下通途奔赴山海、奔赴团圆，步履匆匆，岁岁如常，没有人会知道是哪双手凿穿了地底的黑暗，铺就坦途。但我自己清楚，那些没能寄出的思念，遥遥的牵挂，从未消散，都沉沉铺在了冰冷的钢轨之下。
　　母亲，等通车了，你就来坐这趟地铁吧。从始发站到终点站，漫长路途，千里地底，你脚下踏过的每一寸岩层、每一寸轨道，都是我身在异乡、思念成疾时，一铲一凿，为你、为家，亲手挖出来的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