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辞世快16年了。岁月的流水却总是冲淡不了我思念母亲那份浓浓的情感，魂牵梦萦，“此情绵绵无绝期”……
    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患有高血压的母亲上厕所时不幸摔了一跤，造成腿骨折脑出血身体偏瘫说不出话。那时我在企业当教育处长，正是招生最忙的时候，家里人一直没告诉我，直到母亲病危才不得不给我打电话。我和妻子立即赶回家。看到母亲躺在床上，花白的头发很零乱，脸色苍白，双目紧闭，额头上放着冰袋，我心如刀割，双手握着母亲的手，嘴里一个劲的叫“妈”。母亲肯定听见了，但她说不出话，我看见她紧闭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我也感觉到她的手在用力攥紧我的手。此刻，我们母子俩竟只能“默默无语两眼泪”。医生说母亲的病已经发展成肺心病，没治了，赶快准备办后事吧。第二天晚上，母亲已气如游丝，眼看不行了，我们商议按母亲的心愿将她送回农村老家。在那个星繁月黑的深夜，一辆大卡车载着我们回到老家。母亲躺在床上，吸着氧气吊着点滴，父亲和我们兄弟姐妹6个围坐在两旁。大约黎明时分，母亲突然睁开了双眼，那目光，是那么的慈祥、深邃、明亮，看着我们，只一会，就慢慢地闭上了。这就是回光返照吗？我不相信！我们哭喊着、呼唤着，一切都无济于事。母亲撒手人寰，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了。那一天是2000年8月15日。
    我参加过不少人的葬礼，母亲的葬礼最简朴。没有惊扰亲戚朋友，在自家院子里搭建了一个灵堂，母亲躺在棺材里，我们依次洒酒磕头祭拜。之后，两个花圈引路，村民们抬着母亲的灵柩，我们一群儿女子孙送别，没有鼓乐，只有哭声，母亲就这样入土为安。躺在盘龙湾的高坡上，望着赵氏河的潺潺流水。
    母亲出身地主家庭，是个大家闺秀，父亲则是从山里跑出来的放羊娃，两人的家境可谓天壤之别。只是因为解放了世道变了，母亲下嫁给了做小生意的父亲。母亲性格开朗，爱说爱笑，说自己是“小姐身子丫环命”。父亲后来到国营商店上班，母亲操持家务，买菜做饭，洗洗涮涮，给几个孩子作衣服做鞋，一天忙到晚。我记忆里最深的画面是晚上我们睡了，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厚厚的鞋底，先用锥子扎个眼，再将针插进去，用顶针一顶，针线就穿过去了，一针一针，针针密实，一年要做十几双鞋。闷热的夏天，母亲钻在厨房炒菜做饭热得难受，总是习惯性的先切几片黄瓜，贴在两边的太阳穴上清凉，可鼻子上总挂满汗珠。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吃豆腐渣，喝白菜汤，母亲有时在外打临时工，弄点好吃的自己舍不得吃全分给我们。她常说：“你妈就是吃个虱，也得给你们一人分一条腿”。
    母亲给我讲过不少故事。印象最深的是“枣梨大火烧”。说是一个和尚经过一个村庄，突然高声叫卖:“枣——梨——，大火烧！”村民见他两手空空，并没有什么“枣、梨、火烧饼”。笑他是个疯和尚。和尚并不恼怒，一路叫卖不停，扬长而去。不久，一场大火将整个村子化为灰烬，只有少数几个人听懂了和尚的告诫“早——离——，大火烧——”而幸免于难。母亲说人要听人劝，要有点悟性。
    母亲是个懂家规重家风的人。我是领教过母亲的厉害的。家里来了客人，大人们坐着说话，我等孩儿们就得倒水递茶。一开始我不懂规矩，倒上满满一杯茶，一只手就递给客人。母亲脸一沉，厉声说：“茶半敬人，酒满欺人，咋能把茶倒那么满？还一只手递茶呢，必须双手递茶！懂了没？”我吓了一跳，头一低：“懂了。”从此以后再不敢“犯规”了，还养成不少待人接物的好习惯。记得“文革”开始的那一年，我们那个小县城“破四旧”、斗“黑五类”闹得正凶，人人自危。一日，我一人在家，闲得发慌，就在大柜子里翻腾，发现一个红布包里有三块银元。十岁刚出头的我一看上面印有蒋介石的头像（后来才知道其实是袁世凯的头像），心里非常紧张。心想，母亲家庭成分不好，万一让造反派搜出来全家肯定要遭殃。我眼前的这三块银元简直就是三颗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顾不得细想，拿了银元溜到后院，那里有一眼两丈多深的水井。环顾四周没人，我蹲在井口，将银元一枚一枚又一枚投入井中，自以为作了一件大好事。可惜小孩子做事太毛糙，包银元的红布遗落在地上，母亲父亲一回到家立即就发现了。问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问谁谁不知，母亲大怒。让我们几个沿着炕边一字排站好，手舞着扫炕笤帚，象审贼一样从大到小一个一个审问，气势汹汹，十分吓人。审完哥哥姐姐，待母亲冲着我大声喊叫时，我方知闯下大祸，心虚气短，眼冒金星，脚跟发软，竟顺着炕沿溜到地下，不省人事了。这可吓坏了父母，“审问”匆匆收场，忙着抢救我，银元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事过多年，我才说出了真相，母亲心疼地说，你当时说实话妈舍得打你吗？父亲说，那三块大洋是我花了几石麦子换的，你个瓜娃给我打水漂了。哥哥姐姐说，你个坏家伙，让我们白背了几年黑锅。我理直气壮地说，我为咱家清除了一大隐患！
    1971年春天，由于战备疏散，我家被下放到距富平县城20多华里的淡村公社西盘大队缐家生产队。父亲还在县城上班，大哥在别处插队，母亲领着我和姐姐弟弟妹妹住在这陌生的乡下。住的是土窑洞，隔壁的窑洞是队上的饲养室，门前是开阔的饲养场，脱了缰绳的骡子和牛时常把头伸进我家的窑洞门里，吓得我们够呛。母亲身体好，肯干活，人缘又好，不久就当上了妇女队长。1974年初，我高中毕业回乡劳动，由于文化程度高，善于写文章，又会画画，也能演讲，不久也当上了生产队的会计和大队的团总支副书记。在农村期间发生了两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头一件是参加石川河水利工程，我拉架子车下坡太猛，避让不及，撞伤了邻村的一个女孩。本来伤势也不重，赔个理掏钱治病就得了。但有人却心生邪念，想利用这件事要胁我，非要将这女孩嫁给我，还搬来一些说客，轮番游说。气得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时六神无主，人象霜打了似的。这时伟大的母亲挺身而出了，厉害得象护犊子的老虎一样，她义正辞严，连说带骂，把那些说客痛斥得灰溜溜的，为苦闷中的儿子彻底解了围。另一件是大队要发展一批青年党员，我被列为重点对象，有人透露说我还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人选。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殊年代，青年人谁不盼望政治上进步呢？我的表现大家是公认的，可外调时发现我的社会关系问题严重，母亲家是地主，舅舅现实表现不好，这一下麻烦大了。有个大队干部处于好心给我悄悄说，你和家里商量一下，弄个书面材料，就说和你舅家早断绝关系了。我试着问母亲，母亲听了好一阵没吭声。之后喃喃的说，都怪你妈出身不好，你这个舅舅也太不争气。她狠了狠心说：“断吧！只要不耽误你的前程。”然而，在党支部大会上我的入党问题最终还是没能通过。我家与舅家的关系从此也冷淡起来，母亲夹在娘家人和自家儿子之间很是难受了一段，但她从未埋怨过我。我相信巴尔扎克说的一句话：母亲的心是一个深渊，在它的最深处你总会得到宽恕。我感激母亲，又愧对母亲，也觉得对不住舅舅。那个扭曲的年代扭曲了人的心灵与情感。
    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我被招工到铁道部第一工程局参加唐山抗震救灾。“儿行千里母担忧”，母亲给我写过不少信。我每次回家，母亲都忙着给我做我爱吃的“菜卷子”、哨子面。而我除了给家里的钱，卖点东西，就是顺着母亲的话和她聊天，听她爱说的事，说给她爱听的事，不论错对，不去较真，开心就行。我想，孝，就要顺，顺老人的心；顺了，就孝顺了。母亲说我听话，会说话，最孝顺，惹得兄弟姐妹们嫉妒我。说你成年在外没干多少活还尽受表扬，我们在家整天出力受气却落不上好，天理不公啊！我对母亲最大的贡献就是在八十年代初，带她逛了一趟北京，天安门前照过像，又去河北肃宁看望了大姨一家。这是她一生出家门距离最远时间最长的一次旅行，也是我与母亲单独相处最长的一次。
    2000年5月6日是妻子的生日。刚好父母来西安，岳父岳母也在，我们一起在“香悦楼”吃了个团圆饭。母亲那天特高兴，说是开了洋荤，一盘大螃蟹80多块，好吃是好吃就是太贵了。她对父亲说跟你一辈子尽受穷了，这还是头一次吃这么贵的东西。“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万万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三个月，母亲就病逝了。妻子对我说，我们日子刚好过些了，该让老人享享福了，她却走了。是啊，不知有多少作儿女的都有过这样的遗憾。天底下什么事都可以延迟推后，唯有尽孝不能延迟推后。尽孝当及时，切莫留遗憾！
    （作者单位：中铁一局离退休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