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地道农村娃。1970年招工进入铁一局。起初在桥梁处，因会拉胡琴，在业余文艺宣传队混了几年。后随单位整建制调入第四工程处。这时已20多岁了，觉得业余宣传队不能再干了，得干点正事，安心学学技术。又刚到新单位，便决心“隐姓埋名”，从此“金盆洗手”不干了。
    1976年，我所在的第四工程处在陕北富县修西延线，当时局里布置，要在四处搞一个文艺宣传现场会。四处作为东道主，第一要务就是急着准备文艺节目。不知和我一起调过来的弟兄哪个给漏了风，负责这一工作的团委书记打听到我干过宣传队，找上门非让我给编个节目。我不由分说立马拒绝：弄不了。团委书记见状，去找我的顶头上司机械队长。队长来当着工班长和我的面下命令：“王梦楼的任务就是编节目，你不要给他分配工作。”
    我当时是内燃机钳工（俗称修理工）。那时工程处机械、车辆都不多，隧道口空压机或发电机一出故障，整个工地都“停摆”，处党委书记（当时的一把手）就急了，常常派他的专车北京吉普来接我们修理工去抢修。我一个普通工人坐在处领导的专用座驾上，随着山路颠簸，就寻思，这事加加工可能写成一个不错的故事。想是想啦，但手懒的我并没打算写。这会让人家逼到旮旯，想起来了，心说把这编成一个革命故事（当时时兴讲革命故事），应付一下差事，能用不能用不管他，咱就这水平。故事名字就叫《北京吉普》。
    故事编成交了稿子我就没再管。谁知这时唐山大地震发生，上下都忙着抗震救灾，我也于第二批被派到抗震前线，早把这事忘了个干干净净。
    在唐山古冶住着时，一天有人告我说局报社记者找我。我挺诧异，不知啥事。及至见面一说，原来文艺宣传现场会因地震取消了，我编的那个故事被寄到报社，报社觉得挺不错，想发表，只是原稿的语言是按照舞台上讲述而写的，编辑要求改为一般短篇小说的语言形式，以适合报纸采用。记者还带来了报社美编为故事创作的好几幅题图、插图，让我挑选。这倒不难，故事梗概不变，就把语言形式改改。我按要求改后将稿子邮寄报社，附信告知了我对题图、插图的选择意见。没多久，稿子就见报了。这就是我和报社有联系的开始。
    我是个懒人，过后没想着再写。不料报社自打知道我这个人后，一会儿寄几个采访本来，一会儿寄几本稿纸来，一会儿又寄几本书来，还给处宣传科打电话（那时没手机），让传话给我，说是咋写了一篇就不写了？再给咱报纸写几篇嘛。这样满腔热情的关怀让我坐不住，深觉对不住人家。后来又写了几篇，都是副刊稿，虽然写得很少，但报社基本都用了。于是，1978年10月份，突然一纸命令，我就到报社来了。当时我是工人身份，命令是助勤令，还不是正式调动。我一来就让我编稿，起初自卑得很，觉得这里是知识分子堆，咱一小工人，因而编稿特别用心。那会报社坚持每周评报，也可能碰巧了，我编的稿子动不动就被评为红旗稿件。慢慢尾巴就翘起来了，至少不再那么没自信了。在报社助勤（实际就是试用、考验）三个月后，正式调令和转干手续才一次办了。1982年我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函授学院，机会难得，猛学三年毕业，我便从业余文学爱好者逐步转行成了“新闻人”。
    回顾这些，我最大的感慨是：我是家族第一代铁路职工，没有任何根基和背景，报社的人不但一个不认识，连见过也没见过，局机关大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当年报社这些前辈们咋就一眼看中我、选上我了呢？我不能不感叹当时人心的诚朴和风气的纯正。没有他们的垂青和栽培，哪有我后来的人生？是他们，是铁路建设报社，把我培养成了一名新闻工作者。大恩不言谢哪，对他们的感激岂是一句感谢就能表达得了的。
    新闻宣传，企业需要，员工需要。三十年的报纸工作经历告诉我，新闻这个“娘子”不咋“旺夫”，甭指望凭她大富大贵。新闻，虽为一心想干大事者所不屑为，也非只搭空架的志大才疏者们所能企及。就像戏剧前辈选徒弟，师傅特有的专业眼光最清楚谁有培养前途。报社后继人才的选拔，最好也多听听编采一线专业人员的意见，以便把真正具有新闻潜质的人才吸收进来，从而把报纸办得更专业，更具影响力，为企业、为员工更好地服务。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