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副刊，行道里高大上的说法是：没有文学功底，是编不好副刊的。但是从新闻行业的角度衡量，又决定了这个角色与摄影和美编一样，只能处在新闻单位从属的位置。
    但我是知足的，1989年10月之前我在一局文工团从事舞台美术工作，只是业余摆弄文字，是西安市作协会员，工余走读，陕师大夜大学中文专业毕业。转行调到报社，初始就得到了报社领导和同事的认可，感觉价值得到了体现，便一直乐此不疲，直到2006年中期离开副刊岗位。一晃十来年，成了铁路建设报在西安复刊后、在此岗位上工作时间最长的副刊编辑。
    一
    编副刊虽说是“踢球打弹”，但是在把好报纸的大方向上，却不能疏忽。上世纪90年代前后，社会上各种思潮此起彼伏，而企业经营处在困顿之中，受砸“三铁”、“我们也要当打工仔”等氛围的影响颇深，副刊以积极向上的作品鼓舞人，就显得尤为重要。加之，那时候企业成熟的作者相对少，仅以文章的语言为例，半生不熟、无节制、信马由缰的占了多数。副刊更讲究文采，因此，考验的是编辑的编稿能力。
    1992年8月初，我收到基层一篇散文，说的是新疆古尔图大桥工地，一个有病的年轻女工，一直瞒着工程队领导坚持工作，不幸病逝在工地上的事。文章内容好，可叙述繁复拖沓，调子有些低沉。为符合刊稿要求，我认真梳理磕绊的文字，使之叙述流畅，将文中主人公对筑路工作的热爱，对生活采取的积极乐观的态度，对美的追求，这样健康的内容凸显出来……“梳妆”后的散文以《窗外总是不圆的月》为题，在8月11日的副刊头条刊出，文章散发着时代精神，以及扑面而来的青春气息，给人以伤而不悲，诗意的美感。当然，编稿也有顺手的时候，1995年1月30日我约来的一篇题为《望着那些出土“文物”》的散文刊出，内容描述的是几个老工人，在兰新复线新疆某戈壁滩上发现一个沙坑，里面埋的不是宝物，而是他们三十多年前修筑此线时遗弃的旧物……文章内容真好，编辑时只需抹去些多余的感伤和议论的部分，使之更符合刊出的要求即可。
    引导很重要。偏重刊出那些仅仅抒发一己之情，内容一味唯美的作品，就会引得类似稿件接踵而至，令人不胜其烦。本报姓“铁”，不能偏离办报方向。我坚持选编那些具有一定新闻性、反映筑路人工作和生活、情深义重的作品，如2002年11月15日刊出的散文《是泪，不是雨》，写的是作者在朔黄铁路铺架时，与贫困的房东家四个失学孩子之间点滴交往的故事，文章张弛有度、质朴无华，细节感人，热情地颂扬了底层民众的淳朴和善良。文章感染了我，也感染了很多读者。1995年3月31日刊出的报告文学《争强好胜的我啊》，在企业内部产生了不小的轰动效应，一些读者来信，说是含着泪读完这篇记述女筑路工王兰芳，奋战在兰新线上的事迹文章的。后来，此文经报社其他同事整理，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我亦趁热打铁，将之加工发表在《家庭之友》杂志和《西安日报》上。文章产生了那样好的效果，对编者及作者是不小的鼓励，对文中主人公和所在单位，对企业所产生的效能更大。
    总之，我编辑过的那些达到了艺术性，兼具新闻性，与筑路人的情感紧密相联的文学作品，很多年过去了，依然给我留下印象，如散文《老石匠》《男织》《小草》《珍贵的地图册》《深深地怀念你，嫂子》，还有《找信号》《饭》《小路》《回信》《风雪中》，小说《今夜月亮很美》，诗歌《大碗酒》等。
    以上多数作品，在总编刘少英支持下，收集到了我在2000年底编的报社散文集《山影》之中。二
    副刊姓“副”，娱乐性功能不能少。从1990年12月起，我在副刊开辟了“工程队轶事”专栏，将基层职工的口头传闻、发生在工程队的新鲜趣事移至版面上，深受筑路人喜爱。如《杨大侠》《错婚》《方言趣话》《背媳妇》《局部的故事》《代写情书》等，其人其事或可爱、可颂，或可笑、可憎，在轻松诙谐、令人快乐中，使读者受到感染。此栏目也成了那个年代铁路建设报副刊的招牌栏目。
    此外，有些符合筑路人欣赏习惯的作品，不适合在“工程队轶事”栏目里刊登，就以故事和小说形式刊发，如《“亨特”与“麦考儿”》《我们队上的胡涂涂》《二娃进城》《办公室里缺主任》等。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90年起，在副总编任莫主持下，用了近一年时间，约基层两位成熟作者，以小说形式陆续刊发了10篇题为《刘毛稀》的作品。篇中人物刘毛稀来自工程队，淳朴善良、又刁钻巧油；爱钱，而不乱贪；上当吃亏，但能悬崖勒马；爱做好事，可采取的方法不可思议；想干好工作，却又做法欠妥……小说以生动的语言、富含戏剧性的情节，烟熏火燎原生态的人和事，吸引了大批读者，一时传为佳话。
    在此基础上，在报社支持下，我主持开办了月末版，使报纸的社会性、娱乐性功能大增。再后来，月末版到社会上公开发行，我编副刊挪不开身，就交给了记者段慧军主持。
    受此影响，那个时段，总编钱之强的散文《杜鹏程与铁路建设报》在本报1994年11月29日副刊上刊登，很快又刊登在《人民铁道报》上。我国著名版画家修军去世，他与一局有关的轶事在1994年8月30日的副刊上立即刊登出来。我那时也很积极，采写过中国人在国外闯荡、国内南漂北漂的人物故事，采写过局文工团老演员林子、崔洛文参演张艺谋影片《秋菊打官司》的趣事，著名笑星郭达与爱人的纪实文章等，在本报及外报外刊发表。
    进入2000年代，企业管理者、知识分子的数量逐渐增长，副刊及时刊登随笔和杂文，文章思想性和时代感强、品味较高，适应了这部分读者的需要。
    后来，我采访的时候多起来，并随着经验积累，领导器重，离开了副刊岗位，开始编二版和一版，传帮带报社陆续进来的一批新人，协助总编柯满堂、副总编段慧军，总编杨峰做业务工作。
    现在内退了，可是依然怀念在副刊时的那段经历，是它让我懂得了谦逊，懂得了“编辑”这两个字的价值和分量。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