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在陕北靠近毛乌素沙漠的一个小山村里，土地十分贫瘠，交通条件更是十分落后。由于家里十分贫穷，我的哥哥姐姐都没上过学，只有我在村里一个不到20个学生的小学里上完小学四年级，在半劳半学的环境下我顺利考上了距离山村30公里的镇小学。还记得到镇小学报名时，父亲背着一大袋黄米，我提着一烧酒瓶清油，那情景历历在目。可恶的陕北夏季长庄稼的时候一滴雨都不下，到了秋季一下就是好几天。正是8月底开学的时候，路上到处是泥泞，本来30公里的路程硬是走了半晌午，快到镇上有一段黄胶泥路，父亲走在前面，他用他厚实的双脚狠狠地在胶泥里踩出来窝窝，让我踩着他走下的脚印蹒跚地往前走。快走出那段胶泥路时，我脚下不注意滑出了父亲踩的窝窝，重重地摔倒在黄泥洼上，当时顾着手里的油瓶，导致左胳膊着地，我脆弱的胳膊骨当场就骨折了。父亲慌忙放下米袋子把我扶起来，问要紧不，我也不懂自己已经骨折了，就强忍着眼泪说不要紧，起来继续走路，走着走着胳膊越来越疼，眼泪不停地往出渗，害怕父亲责怪至始至终没敢哭出声。好不容易到镇上，我再也坚持不住“哇哇”地哭出声来，父亲动了一下我的胳膊，发现不能动弹了，于是到镇上找到远房的二舅，远房二舅看着满身是泥的我们，没有让我们坐，立刻给我检查，他使劲地动我的胳膊，我越发地嚎出声来。
    “可能是骨裂了，我们先拍个片子吧！”远房二舅淡定地说。
    “唉！就麻烦你了。”父亲长叹了口气，摸出根纸烟递给远房二舅，二舅看了一眼纸烟没有接，开始抓紧给我拍片子。片子结果出来我的左胳膊骨折，父亲的脸色骤然变得没有血色。
    “他二舅，你看我身上没多少钱，就拿了娃娃的报名费，你看能不能给娃治疗一下。”父亲隐忍着内心的苦痛怯怯地对远房二舅说。
    “啥钱不钱的，今天也就是你小舅子我值班，给娃免费治疗。”远房二舅看着父亲笑着说道。
    远房二舅给我接好骨头，绑了木板打了石膏并缠了白色的纱布，我和父亲辞别了远房二舅，临出大门前远房二舅意味深长地看着我们父子俩，仿佛在说“怎会穷成这样，你们呀就不该得病，得了也看不起病。”
    此后的日子里，我照例在周末要赶回村里，有时候一个人走，每次都走得特别小心。有时候遇到邻村赶集的大人们厚着脸皮蹭他们的驴拉车，虽然没多少空余的地方让我坐。但经过我的拥挤总能在驴屁股后面的大梁上找出位置来。上洼的时候手必须抓紧，要不然会摔下来，更要躲避驴使劲时拉出来的屎。那个时候我对外界的渴望越来越激烈，我常常坐在延绵不绝的黄土高原，向往我们村能通上柏油路到镇上，父亲的架车子也能在柏油路上行驶，我稳稳地盘腿坐在车前面，听着清脆的驴蹄子在柏油路上“哐哐”的响声。
    初中毕业以后，不顾家里人反对，我毅然去了大姐所在的城市延安，我要享受大城市的柏油马路，甚至会爬到柏油路上闻沥青的香味。至此，我也很少再回那个没有路的小山村，偶尔过年回去一次还是极不情愿的。记得有次回到镇上已经下午5点多，冬天的陕北天色已经开始黑了起来，我好不容易挡了一辆往村里拉炭的农用车。司机让我坐煤堆里，没有办法，如果我走路的话保不准什么时候能到家，或者路上出现啥状况，毕竟30公里山路真的不好走啊。于是，我找了个破纸片子垫在屁股下面跟着农用车回家了，一路上农用车像担着重物的挑夫，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爬，我的屁股更是随着跌宕起伏的山路无处安放。到家后才知道，开农用车拉煤的邻居要娶媳妇过事了，在200公里远的另外一个有炭窑的镇上买的炭，从早上5点一直到现在足足走了一天多。顿时觉得非常不容易，所以就帮忙把炭堆起来码好，然后再回家。
    回到家里，才发现自己全身是黑的，母亲赶紧烧了开水让我洗洗，说一路上冻坏了。洗完脸换了衣服，坐在炕上才发现自己屁股非常疼，摸了一把发现路上把屁股巅破了。之后我就很少回家了，即使再想父母，每每想到那可怕的山路还是会眉头一紧，心头发怵，于是在就近的地方找个工地或者饭馆打工来养活自己。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我上大学，那年从村里走出一名官员当了宝塔区区委书记，那时农村开始实行村村通。
    我的母亲第一时间打电话。
    “今年过年回家吧，咱村通上了柏油马路，现在在镇上坐班车20分钟就到了！”我隔着电话都能听出母亲的喜悦。
    那年过年我坐在宽敞的轿车里面，暖气暖暖地烤着我的身子，窗外的树随着车的快速行驶一瞬而过。看着我曾经摔倒骨折的地方我们蹒跚走了十几分钟现在不到一秒就过去了。村里也有了从镇上来的卖菜的、卖豆腐的、卖肉的，村里近两年盖了养老院，通了广电网络，条件越来越好了。是这条路装载了我的梦想和希望，让我养成了走路看脚下的习惯。曾经的那条黄泥路现在已经换上了新装，它标志着国家的富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思想的进步，还有对未来生活的期盼。
    （作者单位：三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