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床了没？我昨天看天气预报说你们那边今天有大雨咧，莫忘了带把伞，衣服穿厚点……”
    “我晓得哒，妈，今天星期六，我正睡觉呢，就这样啊。”
    某个初春的早晨六点多，天刚蒙蒙亮，我在睡意正酣的朦胧中接到了母亲打来的电话。刚一接通便是母亲的絮叨和嘱咐，还未等母亲说完，我有些不耐烦，匆匆挂掉了电话。像这样的电话我已记不清接到过多少，不回家的时间越长，接到电话的频率就会越大。
    母亲是个苦命的人。年轻的时候，在那个婚姻受封建思想侵蚀由父母做主的年代，母亲在我外公外婆的强威之下嫁给了我的父亲。父亲算得上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琴棋书画医样样在行，好做善事，嘴皮子还利索，当时在村子里也颇具名气。据母亲说在新婚的岁月里有父亲的悉心照顾，纵然农活繁重、生活艰辛她依然是幸福的。后来，“大集体”向“包产到户”转变不久，村子里迅速掀起了一阵出门打工潮，父亲在有意间也成为了推波助澜的一份子。在我五岁那一年，父亲还是像往常一样出了门，从此便音讯全无，家里就剩下母亲和四个孩子。打那时候起，母亲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四个孩子身上，开始用女人的身躯扛起了男人的担子，用大半辈子的辛劳养大了四个孩子，送出了两个大学生，与之换来的却是变得弯曲瘦小的腰身，爬满岁月痕迹的双颊，泛起朵朵霜花的银发，以及全是老茧皲裂的双手，她应该拥有的资本全被现实一点一点地吞噬了，丝毫没有保留。
    都说母亲是孩子最真实的依靠，是那么的实在，这大概是因为母亲对于孩子的爱和付出是纯粹而不计任何回报的，总是让人充满立体感和获得感，是那么的沁人心脾和不可替代。2003年我上初二，那一年“非典”肆虐，顷刻间迅速蔓延，弄得人心惶惶、不得安宁。学校为了学生的安全决定采取完全意义上的封闭式管理，不让任何人接触学生也不让学生接触任何人，所有学生吃的用的全部由家长送到学校，再通过校门的铁栏空隙送到学生手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三个月。那时的学校还没有针对学生开设食堂，绝大部分学生都是利用周末时间从自己家里背着能够维持一个星期的米和炒好的泡菜到学校，实在不够了再用零花钱买着吃。在这段时间里，每逢周末母亲不管多忙，不管天气多么恶劣，总会按时出现在校门口的大门外，双手托着香喷喷的菜等着我去拿，然后再从裤兜里拿出卷好的几张的钞票抽出几块钱递给我，嘱咐几句“好好学习”“别打架”之类的话，便匆匆离去。虽然我很想和她多聊上几句，但我知道她在送完米菜之后家里还有很多农活等着她，我便也不会挽留，只得眼巴巴地看着她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我的视野里。
    母亲也曾给过我许多惊喜，虽说并不华丽和高贵，但对于我来说足以诠释她的那份沉甸甸的爱。高二那年，我在离家百十公里的市里上学，母亲说学校的菜油水少，知道我喜欢吃她炒的腊肉酸菜，特地从家里炒了一碗送去学校，好让我改善一下伙食。记得当时的天空是灰蒙蒙的，寒风凛冽，大雪纷飞，远处的高楼也变得若隐若现起来。就这样，在教室外的走廊上，母亲在我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她面带微笑，怀里紧紧抱着为我准备好的美味佳肴，黑白镶嵌的发梢在风中时起时落，头上、衣领上、胳膊上、鞋上，白花花的一片。我的心瞬间被融化了，记不清是感动还是心疼，亦或是对短暂相聚和匆忙离别的不舍，但我知道我收获的终究是一份毫无修饰的惊喜和来自母亲沉甸甸的爱。
    “雪这么大，怎么不打把伞呢？”我急忙迎上去质问母亲，口气略微有些重，因为我想让母亲能够自己照顾好自己。
    “勒么小滴雪，你妈我见多哒。再说咯，打起伞，这个菜不就一会儿豆变凉哒，你咋个吃嘞？”
    这时我才知道，原来母亲为了能够让我吃上一顿热乎菜，是一路抱着菜，坐了两个多小时的城乡公交车到学校的。喜悦之余我变得哽咽了，没有再多说话，慢慢地接下母亲递过来的菜。
    “勒个菜是我早晨打早炒滴，中午的时候你要吃，还是热滴。”母亲说。
    “嗯。”
    那次和母亲的相聚很短暂，我们并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给她说说我学习的情况，然后问问她家里头都有什么活，姐姐们有写信给她没有，仅此而已。送母亲走的时候刚好上课铃打响了，我只得送她下楼，交待了她坐什么车去汽车站，然后像母亲一样抱着热腾腾的菜回到了教室。
    母亲有一个习惯，不论何时家里只要有好吃的东西，她总会留下一部分给姐姐和我，期待着我们能够回家与她一起分享，实在等不了了才拿出来吃掉。以前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从不曾变过。有时候我对她说，以前我们可以时不时的回家吃，现在我们都工作、结婚了，并不是说回就能回的，让她自己多吃点，别放坏了。但是母亲却不以为然，她说把东西留在那里说不准哪天我们就回家了，即使我们不回家她也无怨无悔。听到母亲这样说我既难受又愧疚，也只好依着她，因为这对于母亲来说，已经成为她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代表和述说着她对孩子们满满的牵挂和想念，我不想破坏，也不能破坏。
    （作者单位：五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