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唐山抗震救灾，是我人生历程中最为艰难困苦的一段，也是最难忘的一段。
　　1977年春天，我从陕西富平被招工到铁一局四处九队。负责招工的邓师傅对我们说：咱们单位现在正在唐山参加抗震救灾，非常艰苦，你们要有思想准备。我当时一听，心里不仅不紧张，反而还暗自高兴。心想，咱下了三年乡，啥苦没吃过，工作单位再苦也不会苦过农村吧？再说我长到22岁，还没出过省。“好男儿志在四方”，能远走高飞，正合我意。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这一批新工是4月12日到的北京。在天安门前匆匆忙忙、高高兴兴照了张像，就登上东去唐山的火车。车快到唐山，我透过车窗朝外看去，地震带来的破坏太让我震惊了。到处是倒塌的房屋，到处是废墟，看不到几个人。越往前走，我的心情越沉重。特别是刚过了清明，车窗外是阴沉沉的天，一座座的坟茔，白色的纸钱在风中悲凄地飘飞。火车在夜幕中过了唐山，大约又行驶了半个小时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古冶。
　　在昏黄的灯光下，车站上有人接我们，只简单地说声“各人拿好自己的行李，跟着我走。”我们十几个新工一个跟着一个，沿着铁路往西走。我那时体重大约110斤，精瘦单薄。扛着50多斤重的行李，开始还不觉得沉重，可越走越觉重，两条腿渐渐拌蒜。有几次都支撑不住快爬下了，硬是咬着牙跌跌撞撞到了队上。
　　我们在食堂吃了碗热腾腾的面条，又被带到为安置我们新工刚搭建的宿舍。这是一间约20平方米用纤维板围起来的房子，窗子上钉着塑料纸，地是新填的坑坑洼洼的炉渣，四根木桩子顶着一张床板，共有7张床。我分在最里面挨窗子的那张床。这就是我的新家。我在这里住了一年多。夏天，房顶上尽管搭了一层荆笆遮阳，但纤维板房还是被晒透了，闷热如蒸笼。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震后卫生条件差，苍蝇肆虐，房顶上常常是黑压压一片。加上蚊子成群，嗡嗡直叫，晚上睡不好，早起一身包。到了冬天，这房子难挡冀东凛冽的寒风，屋沿上常挂着一串串冰溜子，尽管有土火炉和火墙，也难睡个暖和觉。
　　刚去干的活是修建古冶铁路地区医院。新工没技能，只有当小工，拉砖运砂石，拌和灰浆，然后再给师傅递砖供灰浆。早起晚归，一天要干十个小时左右。手上磨的满是血泡，慢慢又磨成硬硬的手茧。后来我们接到新任务，在京山线下做一个涵洞，我们负责装运石碴。戴着帆布手套，双手紧握铁锹，每铲一锹都费力不小。我那铁锹就不听使唤，只听得铁锹与石碴碰在一起“咯啦咯啦”的响，就是铲不上东西，双手不停地颤抖，只恨自己缺乏力气。看看身旁的人前腿一弓，后腿一登，只听“嚓——”一声，就是满满的一锹石碴，“哗——”一声，手一扬石碴便飞向铁斗车，动作利落，很是洒脱。班长见我干这个不行，就好心调我去运灰浆。我推起装满灰浆的铁斗车到了七八米深的基坑旁，慢慢地将车把抬起，灰浆就顺势而下溜到基坑里。开始还行，推的时间久了，双手的掌控力就差了，一不小心，在倒灰浆时竟连浆带车一起推到基坑里去了。“怎么搞的？你看看你看看，多危险！幸亏没砸着人！”高个子队长冲着我发火。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不知所措。
　　我曾经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留，还是走？”我这身板在工程队干重体力活没啥优势，也没啥奔头，还不如回去自在。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我的班长走近了我。他叫陈发通，长得胖胖的，黑黑的，不苟言笑，但却很真诚。下了班他带我去遛弯，有时午休也不睡我们坐在大柳树下聊。他说他也是学生出身，刚来也不习惯，坚持坚持就闯过去了，不要泄气。他还表扬我爱学习，说要用好我的特长。我们在一起聊工程队的生活，聊身边的人和事，聊粉碎“四人帮”和美苏两霸，甚至聊当时流行的口头文学“梅花党”“绿色尸体”等等。他让我找回了自信。特别是他推荐我当队上的通讯员和板报员，使我有了用武之地。我把队上的好人好事新鲜事及时写出来，在食堂前的大黑板报上刊登。我一个人又搞版面设计，又画报头插图写美术字，再加上五颜六色的搭配，每出一期黑板报都能引起大家的好评。那时我总是愿意躲在排队吃饭的人群后面，听大伙儿的议论，十之八九是表扬的，当然也有人发表一些建议。那会儿简直就是一种享受，我的价值得到了体现。
　　还有和我一起来的两个新工新权和佑民，待我如同亲兄弟，帮我渡过难关。他们说，咱这一拨新工就你学习好，能写会画。你就把时间多花在学习上，杂事别管，我们替你干。于是我下了班一门心思读书，写稿子，他们常常轮换着替我打饭，帮着洗衣服，买东西。有一次我被人讥讽挖苦受了点委屈，他们竟假装喝多了酒把那小子揍了一顿。我成了他们的特别保护对象，既受宠若惊，又感激不尽。还有我们工程队的团支委汪英，她风风火火闲不住，也硬是给我压任务，逼着我搞活动，也使我在被动中渐渐地适应工作环境。她有一句名言：“有多重的车就能压出多深的车辙”，付出多少努力就会有多少回报。
　　真挚的友情使我心中的希望之火重新点燃起来。在参加陡河电厂铁路专用线施工中，正是天寒地冻，我和工友们每天天不亮就坐敞篷卡车出工，风沙吹得灰头土脸，浑身冻得发僵。到了工地，沿着铁路起道上碴，打道镐。穿着老羊皮里子的短大衣，腰间系着草绳，脚登翻毛皮鞋，双手把道镐高高举起，又重重地落在钢轨与枕木的接合点。开始砸不准，会砸在钢轨上，“铛”的一声，双手震得发麻，我一次又一次地砸下去，越砸越老练，还有了几分自豪感。我曾联想到自己就象那个在西伯利亚西修铁路的保尔·柯察金。我把自己的真实体验和感受写了篇稿子寄给局报社，不久《铁路建设报》就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打道镐》。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我的名字常常见诸报端，连续多年被评为“优秀通讯员”。由于写出了一些东西，我受到组织和领导的关注，有机会参加了全局第三次青代会的筹备工作。1978年6月我幸运地被调入局团委工作，告别了艰难困苦的工程队生活。
　　后来有人给我开玩笑说，你这一篇《打道镐》，打出了一篇好稿，也打出了一条通往成功的路。每每回想起在唐山的那段经历，我切身感受到，经历是一种财富，特别是经历困苦的磨炼，人才能变得坚强、坚韧、坚定，才能不惧风雨，执着追求，有所作为。诚如古人所言：“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