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祖籍山东客籍西安。说是客籍看来是有些谦虚了，因为，我是生于斯长于斯的不折不扣的西安人。
    父亲是一位铁路工人，如果还活着的话，今年已经114岁了。儿提时代就知道，当陇海铁路还未修到西安，我家就随父亲搬到了长安城。解放了，我出生了，家依然居住在城墙外东北角的一条小巷内。现今依然清晰地记得那条小巷被人唤作东南巷。尽管这条小巷在文革前的西安地图中都难觅芳名，但她却为我儿提时代留下诸多永远抹不去的回忆。
    东南巷巷口冲南，巷道约有四、五十米深，最北端系一高大的围墙，围墙将陇海铁路与住家户相隔。出巷口就有一公共汽车站，路边矗以木制的2路公共汽车站牌。往东行进十余米就是一十字路口：沿十字路口向南即为环城东路最北端的起点；向北过铁路沿街道行进百十米，路东有一“大众剧社”。剧社四周很是空旷，卖油茶、豆浆、包子、糊辣汤的，卖仁丹、膏药、玩杂耍的都有，很是热闹。出巷口径直向南，约两分钟的光景就到了护城河，记得母亲和大人都将护城河叫做“城河沟”。
    那时，每逢吃完饭，小伙伴们就相约来到汽车站，望着汽车靠站，启动。一位叔叔恶作剧，教会了我们第一支儿歌：“爸爸、爸爸你别笑，你的爱人我知道，东大街，十八号，名字叫作洋葡萄。”我们那时的年龄只有四、五岁，只知道扯着嗓门大声地吼，当来往的行人和车上的乘客对我们这群傻小子投来注视和笑脸时，我们喊叫得更是卖力。妈妈将我找回家，告诉我说这歌不好时，我只是懵懵懂懂的。
    我们四、五个孩子第一次来到城墙下时，那时的城墙几乎是“光”着身子，护城用的砖块扔得到处都是，但却没有几块是完整的。我径直奔向一人工开掘的城墙洞内，那是因为母亲曾站在护城河对岸对我讲，说是日本人轰炸西安时，父亲开大车不在家，那是她领着哥哥和姐姐躲避飞机轰炸藏身的地方。还说，邻居家一男孩躲轰炸时由于调皮不介意，坐在洞口被一炸弹皮将肚皮削去，肠子都外溢出来却还活了下来。进了洞，里边黑黑的，什么也看不见，但由于我独身一人进过这个大黑洞，一度成了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
    城河里的水还是很清净的，姐姐和母亲经常在河边洗衣服。她们手持棒棰，将混有“洋碱”的衣服置放在一青石板上，不停地捶打着，然后再在河中投摆。天气好时，她们就将衣服晾在河岸护堤上，那时人口少，工业污染也小，护堤上的草长得虽然不齐整，但还是很茂盛的。父亲常和他的伙计们用非常简易的鱼网、铁锹、木锨在城河里打鱼捞泥鳅。他们一边干着一边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每当歌声特别高亢时，我就知道准有大鱼上网，晚上就能痛快地吃上一顿。
    一次，一位长我四岁的小哥哥让我从家取出几根钢制的小锯条，说他能将锯条瞬间变成刀子。他将我带到了火车轨道旁，将锯条按一定间距摆放在火车钢轨上，然后我们静等火车开过来。那时铁路运输远不及现在繁忙。等了好久，终于有一列火车从我们的锯条上碾过，我意外地发现爸爸就在火车头上瞭望，看见爸爸的车轮为我们加工好的小刀，我高兴极了。但晚上，我一生中第一次挨了爸爸的打。后来妈妈告诉我说，修铁路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路基上的每一块石头，就是一个烧饼钱；修铁路也经常会死人的，长大了要爱护铁路保护铁路。
    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老鹰是我们孩子们最喜欢的客人之一。家属区内的院落经常有老鹰光顾：这些猛禽时常在天空飞舞，有时就栖息在巷道中的大树上。当人烟稀少时，它就陡然从天空直刺而下，扑向院子中的鸡鸭，用宽厚的大翼将这些家禽击昏或扑倒后拢入怀中，再用利爪扼住它们的脖颈，发出“喔喔”的得意叫声，就飞得不见了踪影。一次，我们设计将一只老母鸡拴住作诱饵，用一无柄的竹制大筐作机关，企图上演一出“托塔罩飞鹰”的好戏。谁知，那老鹰首先袭击我们，用它那两张如同门扇的翅膀扑打我们的头部，我们则如鸟兽状抱头鼠窜。将我们轻松地驱散后，老鹰才不慌不忙地将“礼品”收入囊中，轻松地飞去。以后我注意到每当天气转暖，在院子里吃晚饭时，总有数不清的老鸹由北向南飞来，不停地发出“哇、哇”的叫声，那声音不仅要持续几个时辰，还不时有排泄物从天而降。后来，父亲告诉我说，老鸹的巢穴是在西安北门的城楼上。后来，上了小学我还专门和同学爬上北门，但去的不是时候，老鸹都出去觅食了。
    这些在西安发生的五、六十年代的往事，时常令我魂牵梦绕。这些富有情趣的追忆，是我记忆中的不尽财富。如今的西安，更增添了无限的雍容和繁华，文明和魅力，我相信，明天的西安会更加文明，更加高雅，更加璀璨，更加辉煌。
    （作者单位：城轨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