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杰
　　三十二年前，我在单位宣传科担任科长。当时，我的直接领导是刚上任的政治处主任付建国。
　　对于老付这个人，我们相识并不算晚。唐山大地震那年，整个工程处接到上级命令，从远在陕北的铁路工地昼夜兼程直奔灾区参加抗震救灾。那个时候，我在工程段政工室当干事，他在另外一个工程段下属的工程队担任政治指导员。巧合的是，由二段和三段联合组建的临时抗震救灾指挥部与老付所在的工程队仅一墙之隔，而当时我这个小干事也被抽调到指挥部宣传组工作。那是个非常特殊的时期，每天天不亮所有人员都赶往建筑工地，参加为受灾群众抢修住宅的劳动，直干到满天星辰才收工回到驻地。我认识老付纯属偶然。那天，临近傍晚，干了一天活儿，已是精疲力尽的我，刚从一幢房脊上下来，打算找点水喝，一阵急促的呼喊声突然间打不远处的一间房子里传了出来：“付书记晕倒啦！”我三步并两步地蹿了过去，昏暗的光线下只见两三名灰头土脸的工人，手忙脚乱地围着一个手里攥着铁铁锨，人却已瘫倒在地的大个子呼喊着。后来，我们几个轮流将这个大块头的“付书记”背回到指挥部临时设置的卫生所，两个大夫很是忙活了一阵，这位“付书记”才算醒了过来。“你就是不听话！”其中的一位姓魏的老大夫冲着软塌塌的“付书记”就是一顿发火，“又拉又吐四五天了，让你打打点滴，就是不听！你以为自己是铁打的呀？”打那之后，我才算真正认识了付建国。
　　几年后，老付成了我的直接上级。而在我的心里却始终保留着当年那件事情上对他产生的一种敬意。
　　当了政治处主任的老付还是普普通通的样子，完全没有一点官架子。那时候，我们已经转战到燕山脚下，承担我国第一条重载单元铁路----大同到秦皇岛铁路的建设任务。机关距离施工现场远则几十公里，近则也有十几公里。每次老付带着我们下现场检查工作，只要是近处的工程段队，从不向车班要车，弄辆自行车一蹬就走。我们跟着他，一天跑下来，能把人累个贼死。时间一长，我们党群口的几个科长就冲老付喊了起来：“干吗有车不要，拿俩轮子练我们？”“你这个大主任当的也太没劲了，咱党群口比别人矮半截咋地，出门上工地连个车也混不上！”老付却不恼，还说：“自行车不是车哇？没让你们撩着两条腿跑就不错了！”瞧，碰上这样的顶头上司，谁还能有啥脾气？
　　对于老付的“偏持”和“固执”，我是多有领教。那时候，机关组织干部到施工现场参加各种义务劳动是常有的事，为此，机关被大家伙儿戏称为“第十三工程队”（整个工程处的正式编制为三个工程段、十二个工程队）。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生产手段远不如现在先进。现在，无论是大小跨度的隧道，掘进有现代化的凿岩台车，出碴是全套机械化的无轨运输，衬砌是自动化的模板台车和混凝输送专业设备，无论是隧道掘进的掌子面上，还是边墙衬砌的施工现场，能看到的作业人员已经寥寥无几。而在那个年代，因为没有专业设备，打隧道靠的是上下导坑开挖，人工打眼放炮、矿斗车人工出碴、混凝土衬砌人工翻大铲。总而言之，整个施工工序上无一不是玩的“人海战术”。而在所有的义务劳动中，帮助工程队在隧道里打灰（即隧道拱部、边墙混凝土衬砌）是最让人发怵的劳动。六七米高的边墙，搭上架子，一层层地用大铲往模型里翻灰浆。即便是棒小伙子，三四盘灰抡下来，也得弄个腰酸臂困，汗流浃背。为此，大铲翻灰只能是一拨接替一拨的“车轮战”。每逢这个时候，只要大铲在老付手上，任凭谁劝也绝对不下火线。有几次，看着老付手中大铲上下翻飞，一头热腾腾的蒸气，我心里很是不服，便操着大铲与他暗中较劲。可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两手血泡，浑身发软，不得不败下阵来。
　　在整个机关，钦佩老付的远不止是在老付身上体现出来的那种实干精神，而是一名党员领导干部的洁身自好，公私分明。我最早听到的一个有关老付的故事，是说他七十年代初在工程队当事务员发生的事。那是在海拔四千多米的青藏高原，刚刚组建不久的工程处数千名职工在冰天雪地里修建青藏铁路一期工程，高寒、缺氧，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工程队每个月买粮，都要到一百多公里之外的海晏县城。别的队拉一次粮，事务员都要至少带上两三个装运粮面的工人，当天去，将粮面装好车，住上一夜，第二天一大早再返回。可老付不同，他去买粮，就只身一人，卖粮、装车都是自己的事。而且是当天去，当天回，从不耽误。又一次，汽车在半道上抛了锚，耽搁了些时间，老付为了当天赶回队上，装好粮，买了菜，饭也没顾上吃，便急急忙忙往回赶。路途上实在饿极了，就拿了两个菜辣子充饥。回到队上卸完车，老付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掏出了两毛钱交给负责后勤的管理员，并主动承认错误，说自己吃了公家的两个菜辣子！
　　说实话，这个故事，虽然出自那位管理员之口，但却并没有深深地打动我。原因是，当时到海晏拉粮的活儿，我也没少干过。好歹那是个县城，有吃有住。像老付那般自讨苦吃受洋罪，还为两个菜辣子又掏腰包又检讨，真是憨的可以，傻的可笑！
　　还是后来，一些并不起眼的小事，让我对老付有了真正的了解和认识。记得一次中午临下班前，老付打电话给我，问有没有信封，帮他找一个。我信手拿了两个公用信封送了过去。老付却笑笑，说：“公用信封我这也有，可我要发的是封家信。”我当时就傻了，呆呆地望着他，老半天没有回过神来，心想：不就是一个信封吗，机关里谁写个家信，还分那么清哇？可就是这个老付，在一个小小的信封上，都把公与私分得清清楚楚。
　　还有一次，老付出差不在家。一场大雨接连下了几天，机关不少的办公室都进了水。家属区更是雨水一片。我陪着几位领导趟着没膝深的水去家属区察看，眼前那些用牛毛毡搭建起来的临时性住房，几乎没有不漏雨的。情急之下，机关里的双职工都去行政科领取了一卷卷新的牛毛毡，冒雨上到自家的房顶进行临时性的抢修。因为老付出了远门，我便带着科里的几个部下领了一卷牛毛毡来到老付家。进门一看，只见老付的爱人在手忙脚乱地忙活着。整个屋子里摆满了能够接雨水的盆盆罐罐，对着床铺的屋顶上不知是什么时候拉起的一张陈旧发灰的塑料布，中间兜着水，沉甸甸的往下垂着，那不堪负重的样子，随时都有一倾而下的危险。“怎么漏成这个样子？”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这一切。“老样子啦。”付嫂子一副司空见惯，不愁不惧的样子，“既然来了，就搭把手，先把这吓人的东西收拾收拾！”她指指悬在空中的那张兜着雨水的塑料布。我们几个上到床上小心翼翼地用脸盆将水接了下来，这一接，就是满满两大盆！“这要是全浇到床上，看你们一家咋睡觉？”我是又好气又不忍。“你当没有浇过呀？好几次-----算啦，算啦，说出来，你们又开老付的批斗会了。”付嫂子见危险解除了，显然一颗悬着的心也落了地，整个人又变得有说有笑起来。“准备上房吧！”我抖抖身上的雨衣，扛起那卷牛毛毡，招呼几个部下。没料到付嫂子不干了，伸手拦住我们，死活不让出门：“行啦，就这嫂子已经感激不尽了。剩下的就不麻烦啦！”我说：“这有啥麻烦不麻烦的？老付不在，我们总不能眼瞅着不管吧？”“嫂子不是这个意思。这东西都是公家的，老付要是知道了，不骂死我呀！”付嫂子不依不饶地夺下我手上那卷牛毛毡。“好嫂子，就算我领的行不行？”我几乎央告了。“那也不行，你领的就不是公家的了？”付嫂子一副斩钉截铁的样子。
　　那一次，我站在雨中流泪了。
　　三年后，老付工作调动，举家迁回到了新疆。
　　后来，有单位去新疆出差的同志带来老付的一些消息：担任了地区党委组织部长的老付，仍然一如既往丝毫未变。一个佐证是：单位给他配的上下班用的公车，即便是妻子上班、孩子上学同路，也沾不上丝毫的便宜。用老付的话说：“车是公家的，是公车就不能私用。”我相信，这是事实。
　　时间过去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中，我的工作岗位也多有变化。但无论担任什么职务，我那位老上级一直成为我心目中的一面亮堂堂的镜子。“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老付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作为一名党员领导干部，老付身上显现的那些似乎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的，甚至被人称作另类的东西，才堪称这个时代最为可贵，也最为受人敬仰的精神品质！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