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喜欢的不仅是摆在地上的那只柜子，更喜欢与柜子并排摆着的那架标准牌缝纫机。为了保护好它，她专门进城扯了一块刺有一朵朵荷花的粉色丝绸布，缝制了一个合钉合铆的套，不用时便把机头藏进机身套着，既保护了缝纫机、为居室添了景致，也多了一张小桌的功能。
母亲想拥有这架缝纫机的夙愿，是从上世纪50年代萌生的，心心念念20年，一直到70年代中期才花了150元买回家的。那时我每月的工资才是50元8角6分，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母亲与缝纫机结缘，得从我上学说起。1956年，因为我们村上的民办学校只开设小学一至三年级的课程，我已经是三年级了，父亲提前考虑，在米脂城内租了一间房，把母亲和我及妺妹带进了城。虽然母亲为我缝制了一身崭新的衣服，但同城里的孩子比起来，显得土气。她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就到门市上扯了布，带我来到草场口（米脂城的街道名）缝纫店准备为我做一件上衣。谈好价格后，母亲便直愣愣地盯着缝纫店的老板用皮尺在我身上量尺寸，在摊开的蓝布上横划竖划，然后沿着划好的白线熟练地剪裁起来，十几分钟就裁好了，再交给一位阿姨在缝纫机上轧起来。母亲又直愣愣地盯着那位阿姨操作。也就一顿饭工夫，衣服就做好了，我试了试，满洋气的，母亲也很满意，带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那次进缝纫店的经历，对母亲的影响很大，开阔了她的眼界，让她认识了新生事物。她后来便浮想联翩起来：自己家孩子多，为了缝纫一家人春夏秋冬的衣服，常常需要鸡叫起、睡半夜，一针一线地辛苦操劳。这样的辛苦虽然满足了家人遮体御寒的需求，但那种手艺毕竟只适合在农村。眼下进城了，还得跟上形势，“入乡随俗”，穿着得体些。中山装、学生服靠手工是缝制不出来的。到缝纫店请师傅做的话，开销大，而要是自己拥有一台缝纫机，自己动手做，那多便捷啊！于是，母亲就做起了拥有一台自己的缝纫机的梦。
想自己拥有一台缝纫机，先得学会这门手艺，才有意义。从那时起，母亲便秘密行动起来，有空就到缝纫社的大玻璃窗前，用心听、仔细看别人裁剪和在机子上缝制衣服的过程。站上十几分钟，害怕人家驱赶，就在街上转一圈再去听和看——母亲这是在偷着学艺啊……
母亲为人随和，心地善良，乐于帮助人，很快在我们租住房子的院内树起了威信，尤其与隔壁一位新婚不久的郑阿姨关系好，没事了就凑在一块聊天。郑阿姨也是从农村新近进城居住的，性格开朗，干出力气的活很拿手，干手工针线活计却有些笨拙，这恰恰是母亲的强项，便倾心帮助。没过多久，她家便买了一架缝纫机。郑阿姨知道母亲心灵手巧，就真心实意地邀请母亲与她一起学。起初是轧鞋垫，母亲很快便掌握了要领，又开始做小孩衣服……就这样不到半年光景，母亲就操作自如了。只要是裁剪好的，母亲就能把它缝好，一点也不比缝纫店缝得逊色，成为院内的“高手”。
手艺学会了，母亲就试探父亲的口气。父亲说，我们在老家刚整修了地方，正还欠账呢，手头拮据。母亲失望了，便指着我说，“孩子，你父亲我指望不上，将来靠你了。”说着说着，落寞地哭了，我一边点头，一边为母亲擦拭了眼泪。打那时候起，我也有了一个梦想，那便是为母亲圆梦。
60年代初，随着父亲被精简回乡，我们家又从城里搬回了农村。父亲没有了固定的工资收入，家庭生活困难是必然的，这意味着母亲离自己的梦想距离更远了。好在一家人在农村生活，穿着好对付。1970年冬季，我要参加工作了，母亲又看到一线希望。离别前，拉着我的手，最后一句叮嘱是：“孩子，有条件了帮妈妈圆梦。”
于是我省吃俭用，按时给家中寄着生活费。大妹妹婚后，也力所能及地接济点。母亲与父亲尽量节俭家庭花销，每年存个十元、二十元、三十元的不等。到70年代中期，终于存足了买一架缝纫机的钱。父亲劝母亲说，“现如今两个孩子已成家了，负担轻了，咱俩还是买衣穿吧，你也上岁数了，买缝纫机用处不大。”母亲说，“我指望你买没指望上，现在靠孩子的钱买你也干涉？”父亲无言以对。那年代买缝纫机是要指标的。母亲便又提上礼品，求爷爷告奶奶，终于弄到一张供应券，把缝纫机买下了。运到家后，她像抚摸孩子头似的，轻轻抚摸着，仔细端详着黑油油的机头，不经意间流下了两行热泪——那是实现了存留心底20年的梦想而激动不已的泪；那是托儿女们的福，终于能在人前挺直腰板、有了体面，可以随时使用，而感到无比骄傲和自豪的泪……
自从买回了缝纫机，家里便热闹起来。村上的人都知道母亲有裁剪和在缝纫机上轧衣服的技能，都知道母亲为人随和，乐善好施，有求必应，便纷纷带上新买的布，上门求母亲为她们做衣服。有的甚至把旧衣服拆洗干净拿来让母亲再缝起来。母亲心情大好，总是笑眯眯地把活接下来，尽自己的本事让来者开心。母亲是穷苦人，非常理解求人者的心态和难处。那些年母亲为大伙做衣服从来都是态度和蔼、不收报酬，谁要提钱，母亲就不高兴起来。那些年，仅缝纫机上的专用线，买了有上百元的，是我们村里名副其实的“义务裁缝”，直到80年代中期，我家陆续搬进米脂城为止。
进城后，母亲由于种种原因身体大不如前，缝纫机便成了居室中的摆设，每天起来，母亲总是要在它面前坐一会，自言自语，看看摸摸的。偶尔会打开擦拭，为它注上润滑油。
新世纪之初，母亲的身体越来越差，生活已不能完全自理，也许是老年痴呆的原因吧，言语很少，别人说话，她也不怎么答茬，许多事记不起来了，一旦看到缝纫机，眼睛便来神了。2007年，我回家待了三个月。一次母亲坐着轮椅，让我把她推到缝纫机前，一边抚摸着，一边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缝纫机家里用不上了，你是我的长子，它就交给你处理吧！”说着说着，母亲哭了，我也落了泪。她与父亲的宅居值钱，从没嘱托让我去处理，唯独交代我去处理缝纫机，可想而知母亲对自己这架缝纫机喜欢的程度。细细思量母亲的这一举动，肯定还有她深层次缘由的。
2009年，母亲走完了她82岁的人生之路，与我们，与她心爱的缝纫机永别了。为了了却母亲的遗愿，我把这架缝纫机带回西安自己的家，摆在阳台上，成为我的书桌。每天看到它，仿佛母亲就在身边，仿佛母亲在审视着我的一言一行。缝纫机对我们用处不大，母亲早些年就知道的，我心里明白，母亲让我们兄弟姐妹继承的不单是这架缝纫机的所有权，而是要我们继承她的为人处世，继承她的助人为乐，继承她的勤劳善良。母亲啊，我们兄弟姐妹记住了！
 （作者单位：离退休工作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