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觉醒年代》，油墨未干的历史气息扑面而来。这部由党史专家龙平平倾注心血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以80万字的磅礴篇幅，将1915年至1921年间那段觉醒岁月雕琢成永恒的精神丰碑。当指尖掠过泛黄的纸页，我仿佛听见陈独秀在《新青年》编辑部挥毫时的沙沙声，看见李大钊在北大红楼前眺望山河的深邃目光，触摸到百年前的思想者们在民族危亡之际迸发出的觉醒火花。
　　1915年的中国，正深陷于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中。袁世凯的称帝闹剧刚谢幕，张勋复辟的丑剧又上演，国家如风雨飘摇中的破船，百姓在苛捐杂税与战火纷飞中艰难求生。就在这历史至暗时刻，陈独秀于上海法租界创办《青年杂志》，犹如在沉沉黑夜中点燃了一盏明灯。他笔下的“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如同两把锋利的匕首，刺向封建礼教的腐朽心脏。
　　在北大红楼的走廊里，思想碰撞迸发出的火星照亮了整片天空。胡适手持《文学改良刍议》的石破天惊，不仅掀开了白话文运动的序幕，更让千年古文传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写下的“救救孩子”，四个字重若千钧，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血淋淋地撕开。而守旧派如辜鸿铭，这位拖着长辫的北大教授，却在讲台上用流利的英文宣讲《论语》的真谛，试图用传统文化对抗西学东渐的浪潮。
　　这场文化地震的震中，正是《新青年》编辑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思想巨擘在此汇聚，他们的争论常常持续到深夜。一次，陈独秀与辜鸿铭关于“新旧文化”的辩论持续了三昼夜，茶凉了又续，烟灰缸堆满烟蒂，两人却始终各持己见。这种激烈的交锋，恰恰印证了那个时代的思想活力——在碰撞中寻找真理，在争论中凝聚共识。
　　书中最令人动容的，莫过于那些在历史漩涡中坚守信仰的觉醒者群像。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既有“推倒千年帝制”的豪情，也有作为父亲的柔情。当他得知长子陈延年牺牲的消息时，这位铮铮铁骨的汉子在狱中咬破手指，用鲜血书写遗嘱：“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血字既是对儿子的祭奠，也是对理想的承诺。
　　李大钊的“铁肩担道义”精神，在书中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展现。他将每月工资的三分之二接济穷苦百姓，自己却常常布衣粗食。1927年4月28日，在走向绞刑架的路上，他从容整理衣领，向刽子手宣告：“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这份视死如归的赤子情怀，让今天的读者依然心潮澎湃。
　　鲁迅的“横眉冷对”与“俯首甘为”，构成了觉醒者精神图谱的另一极。他在日本仙台学医时目睹日俄战争的幻灯片，毅然弃医从文，以笔为刀解剖国民性。《药》中的华老栓、《阿Q正传》里的精神胜利法，这些文学形象如同手术刀，精准地刺向社会的病灶。他在书简中写道：“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既是文学创作的自白，更是革命者的精神写照。
　　百年后的今天重读《觉醒年代》，书中那些年轻的面孔依然灼痛着我们的灵魂。赵世炎在巴黎和会外交失败后的街头振臂高呼，郭心刚在听闻山东权益丧失后的呕血而亡，这些青春热血浇灌的理想之花，穿越时空依然在当代青年心中绽放。当高铁穿过崇山峻岭，当5G信号连接城乡，新时代的铁路青年在钢轨上续写觉醒故事：他们用创新打破技术壁垒，用坚守丈量责任厚度，在复兴号驰骋的速度里，我们看见觉醒精神正在绽放新的光芒。
　　作为西煤东运的战略大通道，朔黄铁路承载着能源保供的时代重任。青年工程师们在这条“乌金走廊”上，以“敢为人先”的魄力勇攀科技高峰。他们研发智能运维系统，让千里铁轨有了“智慧大脑”；他们攻关重载运输技术，让万吨列车在黄土高原上如巨龙腾跃。
　　合上《觉醒年代》的最后一页，封面上的烫金字体似乎仍在发烫。这部著作的价值，不仅在于还原了历史现场，更在于揭示了一个永恒真理：觉醒是破除困局的金钥匙，是照亮未来的长明灯。从百年前的新文化运动到新时代的伟大复兴，觉醒精神始终是中国青年最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