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少过生日。
　　总觉得，生日就是母难日，这一天该为母亲过。可就连父亲的生日，我也从来没记住过。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没过过生日。庄稼人不过生日，或者说，根本没工夫过生日。夏忙连着秋忙，节气撵着人往前赶，哪一天不是天不亮就下地，天黑透了才往家回？生日这种城里人的讲究，在坡地上，是长不出来的。
　　我唯一有印象的一次，是在一个夏忙时节。
　　那天放学回家，远远就闻到灶房里飘出来的油香。母亲正守在灶台前，锅里的水咕嘟咕嘟滚着。她下好面条，又从瓦罐里摸出两个鸡蛋，磕进锅里，蛋白在沸水里翻卷，慢慢裹住金黄的蛋黄。
　　“今天是你爸生日。”母亲抬手擦去额角混着麦尘的汗珠，话音落下，嘴角藏着一丝细碎又温柔的笑意。
　　我和哥哥瞬间眼睛发亮。在白面、鸡蛋都要攒着换油盐的年月，寻常日子难得碰一次鸡蛋，两枚荷包蛋，便是那年月最好的生辰礼。
　　面条盛进搪瓷大碗，母亲盖上锅盖温在灶边：“等你爹从坡上收麦回来再吃。”我俩耐不住馋，一趟趟跑到院门口踮脚张望，望着蜿蜒的田埂。许久，才看见父亲扛着沉甸甸的扁担，顺着麦垄一步步挪下山。整身粗布褂子被汗水浸透，牢牢黏在脊背，后背布料印出嶙峋的脊梁轮廓，裤脚沾满黄土与麦芒，黝黑的脸颊挂着大颗汗珠，顺着下颌不停滚落。
　　母亲赶忙端出温好的面，两只白胖软嫩的荷包蛋静静卧在细面上，像两只蜷着身子的雏雀，细碎葱花浮在清亮面汤上，翠色点点，在素净清汤里格外鲜亮。
　　父亲落座，目光落在碗里的鸡蛋上，抬眼看向眼巴巴望着饭菜的我与哥哥，淡淡开口：“我不爱吃鸡蛋，你们分了。”
　　话音未落，筷子轻轻一拨，两枚荷包蛋尽数划进我俩碗中。我们几番推让，他只摆手催促：“快吃，吃完抓紧写作业去。”而后端起只剩葱花清汤的素面，埋头呼噜呼噜几口吞咽完毕，搪瓷碗顷刻间干干净净。
　　长大以后我方恍然，父亲哪里是不爱吃鸡蛋，不过是舍不得，把仅有的一点稀罕吃食，尽数留给年幼的儿女。
　　那碗面的滋味我记了一辈子：葱花热油的焦香、手擀面的筋道绵长，藏着母亲悄悄积攒的温柔心意；唯独本该属于父亲的两枚鸡蛋，终究没能落在他碗里，成了岁月里一道浅浅的缺憾。自此往后，父亲的生辰在我记忆里，永远定格成一碗清汤素面、两枚拱手让出的荷包蛋，和一身被麦收汗水浸透的旧衣衫。
　　父亲爱喝两口酒，这是庄稼人身上再普通不过的习惯。累了乏了，抿一口解解乏，身子骨就又有了劲儿。
　　记忆里，父亲五十多岁那阵子，每到深秋，庄稼尽数入仓，田间农活落定了，他就开始张罗着酿酒。用老法子，苞谷酒、柿子酒，一样一样慢慢酿。他把杂物间尘封多年的陶坛瓦罐搬出来，蹲在井边一遍遍刷洗晾干；金黄的苞谷糁子、麦仁铺满院子石板，红彤彤的柿子捣碎装进大瓦缸发酵，整个小院终日飘着粮食发酵的清甜酒香。他一个人忙进忙出，烧火、蒸粮、拌曲、入缸，每一道工序都做得仔仔细细，一点不含糊。酒酿成了，他总会先接满一大茶缸头道酒，端着给周边邻居转个遍，让大家都尝个鲜。剩下的酒，他按不同品质分开，分别灌进粗陶大坛，用黄泥层层封紧坛口，贴上标签，存放进阴凉恒温的红薯窖里，像藏宝贝似的。
　　那时候我不懂，觉得折腾这些干什么，街上买酒多省事。后来才明白，他是想用自己的方式，给儿女留一点心意。
　　每逢我和哥哥返乡临行，父亲早早刷净几只十斤装的塑料桶，撬开风干的黄泥封盖，拿酒提子一勺一勺舀出来，顺着漏斗慢慢倒进桶里。金黄的苞谷酒，或是透亮的柿子酒，带着粮食的醇香，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暖。他拧紧桶盖，沉甸甸递到我们手里：“自家酿的，带上想喝了喝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分给身边同事尝尝，在外做人，要和旁人好好相处。”
　　我接过沉甸甸的酒桶，嘴上应着，心里却酸酸的。他自己平日里省吃俭用，难得开坛小酌，一年辛苦酿出的满坛好酒，大半都给了我和哥哥。他总记着我们在外打拼不容易，记着要和同事处好关系，连这点酒，都替我们想好了用处。那哪里是酒，那是父亲的心。是他能拿出来的、在他看来最好的东西。他给不了我们别的，就把自己的手艺、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惦念，全酿进了那一坛坛酒里。
　　后来母亲走了，家里就剩下父亲一个人。
　　院子空了，灶台也冷了，再也没有人帮着他张罗那些琐碎活儿了。父亲的腰一年比一年弯，力气一年比一年小，再也扛不动粮食，搬不动笨重坛罐。大场边上那口酿酒用的土灶，经过风吹雨淋也渐渐斑驳。屋檐下那只老陶坛还在，坛口落满厚厚的灰尘，再也没打开过。
　　父亲老了，酿不动酒了。
　　可他爱喝两口的习惯，还是没变。往后每逢我、哥哥或是妹妹回乡，总会顺手捎上几箱平价口粮酒。不买名贵的，太贵的他舍不得入口，看见了要心疼。烟备着，酒也备着，父亲现在就剩这么一点爱好，我们不给他备着，还能有谁给他备呢？
　　有时候想想，心里挺不是滋味。父亲年轻时给我们酿酒，到老了，反倒喝不到自己酿的了，换成我们给他买酒。这一来一回，一晃就是小半辈子。
　　离家求学远赴山外之后，隔着万水千山，再也没能记起父亲的生辰。没有亲手为他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荷包蛋长寿面，没有一句生辰祝福。他照旧日出下地、日暮归家，生辰和平常日子别无二致，常常只吃一碗酸菜挂面或一碗苞谷糊汤饭，草草对付一餐。
　　可在我生日的时候，母亲总会掐准时间打来电话。
　　“今天是你生日，记得给自己买点好吃的，一个人在外边，要好好照顾自己。”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裹着化不开的牵挂。父亲从来不接电话，但我知道，他肯定就站在旁边听着。有时候母亲会说：“你爸让我问你，钱够不够花？”挂了电话没几天，银行卡上就会多出一笔钱。
　　他从来不说爱，可该做的，一样都没落下。
　　上班以后，我慢慢懂了事。偶尔想起父亲的生日，就赶回老家。那时候父亲已经年过花甲，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哥嫂住在县城，离老家也就十五分钟车程，每到父亲生日，他们都会提前置办好食材，做满满一桌子菜，哥哥从柜子里翻出一瓶藏了好久的好酒，恭恭敬敬给父亲满上。
　　今年春节，几个堂兄凑在一起吃饭，有人问起：“叔今年是不是七十了？七十大寿，我们当晚辈的，该一起给老叔祝寿啊。”
　　我和哥哥私下找父亲商量，他摆了摆手：“你们都上班忙，不必折腾这一趟。”顿了顿，又补了一句：“我本就不爱过生日。”
　　我们都懂，他不是不喜热闹，只是一辈子不愿拖累晚辈、麻烦旁人。他这么说，我们便没再张罗。
　　转眼间，父亲正式迈入七十。按乡俗本该亲友齐聚、设宴祝寿，偏偏我远在川西高原修铁路，工地上忙，离家又远，一忙起来，竟彻底忘了父亲的生日。妻儿定居宝鸡，也没能赶回去。万幸有哥嫂，替我们尽了孝道。
　　那天我正在工地上忙，哥哥的视频电话打来了。
　　屏幕里，父亲端坐堂屋主位，头顶戴着金灿灿的生日皇冠，暖黄灯光落在满是皱纹的脸上，层层舒展的褶皱里盛满笑意，像被春风吹皱的湖水忽然平了。左右坐着他的老伙计，也都是古稀上下的年纪，几个老汉凑在一起，笑得像一群孩子。桌上摆着菜，放着酒，中间摆着一个蛋糕，红红绿绿的蜡烛插在上面。在老房子的堂屋里，格外鲜亮。
　　父亲不爱吃甜，我知道。可这一刻，他没有推辞，安然戴着皇冠，静静听大家拍手唱生日歌，眉眼间藏不住欢喜。原来他不是厌烦生辰，只是怕花销、怕拖累子女。等一切被晚辈妥帖办好了，儿孙都围在身边了，他就不推了。他高兴，他是真的高兴。
　　哥哥在视频那头喊我：“快跟爸说两句！”
　　父亲凑近屏幕，眯着昏花的老眼。高原上信号不好，画面卡顿时断时续。我对着手机喊：“爸，生日快乐。”
　　他嗯嗯地应着，说：“你在外头好好的，别操心家里。”
　　还是那句话。从小到大，都是这句话。
　　挂掉视频，我在工地上站了很久。远处是连绵的雪山，风很大，吹得人睁不开眼。
　　我想起小时候那个夏忙时节，想起那碗面，那两个荷包蛋，那飘着葱花的热汤；想起父亲说“我不爱吃鸡蛋”；想起他扛着千担挑麦下山时，脖子上的青筋和湿透的脊背；想起他粗糙的手掌摸过我的头顶，说“我娃懂事了”；想起墙角那只落满灰的酒坛，想起那些年他酿的苞谷酒、柿子酒，想起他弯着腰给我装酒的样子。
　　想着想着，眼眶就热了。
　　如今，父亲碗里的那两个鸡蛋，终于不用再分给我们吃了。桌上摆着菜，放着酒，摆着蛋糕，围坐着一大家子人。两个侄子替他端酒，哥嫂替他操持，他安安稳稳坐在主位上，什么都不用操心，只管笑，只管喝酒。
　　可我还是想起那碗面。
　　那碗没有鸡蛋、只飘着葱花的面。父亲呼噜呼噜吃完，抹抹嘴，又扛起农具下地去了。
　　七十岁的父亲，大半辈子没过过一场像样生日。年轻时穷，过不起；年老了又怕麻烦儿女，嘴上总说着“不想过”。可真过上了，他比谁都高兴。他不是不爱团圆喜乐，只是习惯性地替子女考量，不愿添半分负担。
　　哥嫂张罗的这一桌酒菜，蛋糕甜不甜，酒好不好，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笑着，他高兴，他知道儿孙们心里有他。
　　这就够了。
　　我在高原上，回不去。
　　可我知道，老家的堂屋里，一定有一盏灯是为我留着的。有一个老人，坐在灯下，就着他的口粮酒，惦记着远方的我，惦记着宝鸡的孙子孙女。
　　他不说，但我知道。
　　父亲不会用智能手机，不会发微信，连视频都不太会接。可每次哥哥打过来，他都会凑到屏幕跟前，听我们说几句话，末了总要补一句：“在外头好好的。”
　　这句话，我听了二十多年。
　　还会一直听下去。
　　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