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三十岁的路口，回望过去十年，那些散落在记忆里的瞬间，如同夜空中的星，忽明忽暗，却拼凑出我青春的轨迹。
　　大学入学那天，我揣着助学贷款走进校园，第一次意识到“独立”不是口号，是必须有自己赚钱养活自己的能力。大一那年冬天，我抱着厚厚的传单穿梭在汉中市区的街道，用冻得发麻的手接过50元钱的酬劳，这件事成为我为“立”写下的第一笔。后来，常有同学们问我兼职渠道，我就索性为大家牵线搭桥——跑遍大街小巷谈合作商家，组织面试，给大家传授面试技巧……看到同学们通过我而赚到人生“第一桶金”的时候，我突然懂得了“被需要”的重量。
　　大二那年，我攒下摆地摊的启动资金，尽管常常手忙脚乱，但当我数着皱巴巴的零钱，看着一天天增加的营业额的时候，心里头干劲十足。到了大三，我从街头地摊走向教培机构的咨询师岗位，坐在了有空调的办公室，不必风吹日晒，也不担心被人追着跑，我在心里悄悄告诉自己：“你好像能养活自己了”。
　　21岁那年毕业，我攥着教培机构的Offer，毅然奔赴上海。凌晨4点，去机场的大巴缓缓驶出车站，同行的同事突然拍了一下我的肩膀：“快看！是不是你男朋友？”我探头望去，夜色里，那个在兼职时相识的男孩正骑着摩托车，拼命追着大巴。那一刻，所有积攒的情绪瞬间决堤，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用力挥着手，想让他别再追了——可他车上那盏闪烁的灯，却成了照亮我前路里最温暖的光。
　　在上海的日子，是我为“立”写下的第二笔。岗前培训期间，我为自己制定了明确的职业目标和规划。无数个俯身在电脑前写教案的深夜，无数次对着镜子练习试讲，终于换来站在讲台上的机会。我迫不及待地跟电话那头的他分享这份喜悦。
　　接下来的4年里，我从上海到珠海，最后又回到上海，我频繁地在全国各地出差，最难忘的是，曾一天跨三省，虽身体疲惫，心里却满是充实。
　　人生的转折，出现在2020年，我为“立”写下了第三笔。彼时教培行业遇冷，我的工作也遭受重创，居家办公半年后，我选择了离职。那时，男朋友在嘉兴工作，我便来到嘉兴，开启了我的创业之路——一个人，从0开始，筹备托管班。我顶着烈日在校门口发宣传手册，一遍遍地跟家长介绍课程，晚上回到出租屋，还要整理资料、规划教学方案……一周后，我的托管班迎来了首批7名学员。后来，靠着家长们的口口相传，我的学生也越来越多。那段日子，我每天累得沾床就睡，但却从未觉得孤单——我清楚地知道，我不是一个人在扛，身后有家人的牵挂，朋友和爱人的支持，还有无数双手在默默托举。
　　26岁这一年，我们终于有能力给爱情一个归宿。我带着父母站在黄浦江畔，指着两岸的风景，跟他们讲这些年我在这座城市的打拼与成长。可就在全家沉浸在喜悦中时，老公却接到要去海南工作的调令。家人们坚决反对婚后异地，那时，我的“初阳学堂”托管班也刚步入正轨。深夜，我辗转反侧，这些年的经历在脑海中过电影，眼泪洇进枕套里。最终，“家庭”二字压过“事业”的天平——跟着老公远赴海南。
　　本以为生活能就此安稳。可半年后，老公的工作再次调动，但这次是去往重庆本部，这也是他努力了三年才换来的机会。我站在海花岛的海边，海风吹在脸上，心底已有答案：我支持他，但不想再为了迁就他而打乱自己的节奏，于是选择了异地。我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发光，也把对彼此的思念藏在每天的“早安”“晚安”里。
　　27岁，命运给了我最沉重的一击，病魔无情地带走了母亲。让我稍感安慰的是，这些年一直拼命奔跑的自己有能力承担医药费，没有让母亲因钱而耽误治疗；遗憾的是，即便我拼尽全力，也没能留住母亲的生命。近三年，我为“立”写下了第四笔，多了份对责任的担当。
　　如今再回望，我终于找到了“立”的答案——它不是某项单一的成就，而是藏在岁月里的觉醒。当年在贫困证明上按下红手印时，从没想过那张薄薄的助学贷款单据，会成为撬开命运的支点。初入社会时，我像只慌不择路的小鹿，但最终在细碎的温暖里，驱散窘迫，更悄悄重塑我看待世界的方式。
　　风穿过三十岁的路口，带来远处的喧嚣，也裹着近处的安宁。我以十年为墨，为“立”字写下最后一笔——30岁的“立”，从来不是自己一个人硬撑，而是在时代的土壤里扎根，在善意的阳光里生长，最终长成一棵能为他人遮风挡雨的树。